《琵琶行》背景知識

《琵琶行》背景知識

《琵琶行》看之前,先看看它的寫作背景知識吧。這樣能幫助你更加深入地瞭解原文。

  寫作背景

  《琵琶行》作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時白居易四十五歲,任江州司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遺,後又任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鎮勢力派刺客在長安街頭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傷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譁。藩鎮勢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進一步提出要求罷免裴度,以安藩鎮的“反側”之心。這時白居易挺身而出,堅決主張討賊,認為否則國將不國。白居易這種主張本來是對的,但因為他平素寫諷喻詩得罪了許多朝廷的權貴,於是有人就說他官小位卑,擅越職分。再加上有人給他羅織罪名,於是貶之為江州司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馬是刺史的助手,聽起來也像是不錯,但實際上在中唐時期這個職位是專門安置“犯罪”官員的,是變相發配到某地去接受監督看管的。這件事對白居易影響很大,是他思想變化的轉折點,從此他早期的鬥爭銳氣逐漸銷磨,消極情緒日漸增多。  《琵琶行》作於他貶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藉著敘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淒涼身世,抒發了作者個人政治上受打擊、遭貶斥的抑鬱悲悽之情。在這裡,詩人把一個琵琶女視為自己的風塵知己,與她同病相憐,寫人寫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為一體,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尋常的感染力。  詩前的小序介紹了長詩所述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琵琶女其人,和作者寫作此詩的緣起,實際上它已經簡單地概括了後面長詩的基本內容。左遷:指降職、貶官。湓浦口:湓水與長江的匯口,在今九江市西。京都聲:首都長安的韻味,一方面指曲調的地域特徵,一方面也是指演技高超,非一般地方所有。善才:唐代用以稱琵琶演奏家。命酒:派人整備酒宴。憫然,傷心的樣子。恬然:安樂的樣子。遷謫意:指被降職、被流放的悲哀。作者說他被貶到九江一年來,每天都很快樂,只有今天聽了琵琶女的演奏,才勾起了他被流放的悲哀。這種說法是寫文章的需要,讀者當然不會相信他。長句:指七言古詩。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關於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祖籍下邽(今陝西渭南),生於唐代宗大曆七年鞏縣(今河南鞏義)卒於武宗會昌六年。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唐代詩人和文學家,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他的詩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國有廣泛影響,與元稹共同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世稱 “元白”。唐代宗大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出生了。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號“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最為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為“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為有名。

  鄧肖達曾說:“正是因為白樂天的詩老嫗能解,才確立了他的詩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

  晚年與劉禹錫友善,稱劉白,提倡歌詩發揮美刺諷喻作用。其詞極有特色,以風格明麗見長,為後世詞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

  白居易吧自己的.詩分為4類:諷喻、閒適、感傷、雜律

  《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輕肥》《買花》

  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併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 “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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