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的核心思想為何來自孟子
《三字經》的核心思想為何來自孟子
《三字經》，是中國的傳統啟蒙教材。在中國古代經典當中，《三字經》是最淺顯易懂的讀本之一。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三字經》的核心思想為何來自孟子，歡迎閱覽。
《三字經》家喻戶曉，膾炙人口，共一千多字。
《三字經》的原初作者到底是誰？這個問題在明朝末年就有人提出來了。
趙南星在《三字經注·序》中說：“世所傳《三字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做。”現在似乎依然是個問題。《三字經》的思想根基是什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那麼，《三字經》作者為什麼要把這幾句話作為這本冊子的思想根基？這個問題跟作者問題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後一個問題是筆者自己提出來的，在解答這個問題的同時，也想對前一個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因為依筆者看，這兩個問題密切相關。
關於《三字經》的作者問題，目前主要有四種說法，即王應麟說、區適子說、黎貞說和陳淳說。說黎貞的只有清人邵晉涵，其詩云：“讀得貞黎三字訓。”據其自注，“三字訓”者《三字經》也。說陳淳的，只有今人吳蒙，他標點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並在他自己寫的前言中說“近時人們發現南宋陳淳用三字句寫成的《啟蒙初誦》，起首為：‘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以下還有‘性相近，君臣義，父子親，長幼序。’等語”。不過，他說得非常小心翼翼，甚至給人的感覺是他沒有明確地說陳淳是《三字經》的作者，而是說《啟蒙初誦》“很像是《三字經》的先河。”最初寫成於宋末，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有多人進行過區域性的修改、增補和完善工作，明朝人黎貞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從原初作者的名單上刪除。
具備競爭實力的只有王應麟和區適子兩人。支援王說的文獻證據有：王相在康熙五年時說：“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清代夏之翰《〈小學紺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經》作者自先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而該也。”《小學紺珠》是王應麟的著作，這裡的先生就是王應麟；清代道光年間，湖南衡陽學者賀興思在其所著的《〈三字經〉註解備要》的“版權頁”上說：“浚儀王應麟伯厚先生手著”，在“敘”中則說到了此書的非凡影響：“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內外子弟之發矇者，鹹珍若球刀。”《辭源》說：“相傳為南宋王應麟編。”這話說得很謹慎，而且後面馬上列舉了支援區說的文獻證據：明末諸生屈大均《廣東新語》十一說：“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作。適子，順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明代黃佐《廣州人物傳》之十和清代惲敬《大雲山房雜記》之二也有類似說法。
王是浙江寧波人，區是廣東順德人。《三字經》到底姓王還是姓區，歷來存在著分歧。近年來，這兩個地方都想把《三字經》申請成屬於本地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名利面前，紛爭更是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除了上引文獻，兩方學者進行了別的一些論證。那些論證表面看起來都有利於自己，但都比較容易被對方駁倒。如，寧波地方文史研究老專家桂心儀提出了3點理由。一，《三字經》非博學多聞的大手筆不能作；二，《三字經》僅為兒童上學的.啟蒙教材，非熱愛兒童教育者不願撰；其三，《三字經》敘寫歷史文化原來只到唐宋為止。這幾條理由很容易被順德人反駁。《三字經》既然是啟蒙教材，就像是現在的小學課本，裡面的知識都是常識，思想也卑之無甚高論，非得要大手筆寫不成嗎？大手筆當然能編寫這樣的教材，只要他願意；從水平上說，小手筆也能勝任這項工作，而且可能更願意。較之王，區可能算是小手筆，他為什麼不能做這事呢？第三條更像是在給廣東人送彈，因為區也是宋末人。
對順德地方學者種種頭頭是道的說法，寧波的文史工作者也每每做出反駁。清朝咸豐年間的探花、順德人李文田在其編輯的《三字經句釋》中寫道：“區適子先生手著、王伯厚（應麟）註解、李文田先生編輯。”寧波人戴松嶽反駁道：“元代初期，鄞縣與順德相隔千里，名滿天下的王應麟怎麼知道千里之外區適子的作品呢？”戴的語氣有點借英雄欺人的嫌疑，王應麟固然名滿天下，但他就不應該知道千里之外區適子的作品？說不定正是因為他名滿天下，區適子慕名將自己的作品寄或託人帶給他請他指教呢，畢竟那時浙粵之間驛路還是通的，人員還是有來往的。不過，李文田說王給區作做註解，有點拉虎皮扯大旗的嫌疑。當然，這些都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考證。順德人李健明說，《三字經》帶有明顯的廣東方言痕跡，用粵語讀《三字經》朗朗上口。戴松嶽反駁道：“用寧波話來讀也是抑揚頓挫啊。”他還舉例說：“‘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中的‘雪’和‘輟’用寧波話讀來也很押韻。”我想補充一句，讀多了，讀順了，用普通話或任何一個地方的方言，《三字經》都可以被讀得朗朗上口。其實，廣東人死死扳住的車頭（理由）是：王應麟的文集中未見載有《三字經》；桂心儀針對性地指出，王應麟的《碑記》尾部就有《三字經》句式，這給王應麟說提供了一個佐證。
筆者以為，雙方學者在論證前都心中早已有傾向，都太急於想證明自己帶有鄉愿性質的成見甚至陋見，反而露出了破綻。他們提出來的大多數論證都屬於旁證，而不是本證。下面我以超然的心態，從對《三字經》文字的分析出發，來解答那個紛紛擾擾的問題。
《三字經》的思想根基“人之初，性本善”，而“性本善”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有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朱熹在《孟子集註·序說》中引二程的話說“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在孟子之前，孔子的人性論採取了善惡二分法，即君子“性本善”而小人“性本惡”。《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衛靈公》中充滿了這種二分法的論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如果說孟子把人都看成君子，那麼荀子把人都看成了小人，提出了似乎只有法家才會強調的“性本惡”論。
王應麟恰恰是孟子的信徒，他的學術代表作《困學紀聞》第八卷徑直題為《孟子》，是關於《孟子》一書的一系列學術考證筆記。其中談到孟子思想的地方雖然不多，但每處都會心一笑，心有靈犀。
《三字經》曰：“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這是化用了孟子的話：“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困學紀聞》先引用了董仲舒的有關論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接著引用劉原父的有關論述“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然後鄭重其事地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關於孟子的“性善”論，《困學紀聞》也有明確的闡述：“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正是因為他像孟子一樣信奉“性善”論，所以他特別強調“養心”“儘性”，如他說“求在我者，儘性於己。”
王應麟的思想還有多處與孟子冥契，最明顯的是他繼承發揚了孟子的民貴君輕論，指出，老百姓雖然無權無勢，表面看起來處於弱勢，但是絕對不可輕侮，統治者對老百姓不能耀武揚威，而應該懷有敬畏之心。他說：“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他緊緊抓住“民心”大做文章，認為這關係到國家的興亡：“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雲：‘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強之使思。’唐與政雲：‘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順便指出，《困學紀聞》也用了一些三字句，如“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按照吳蒙等人的邏輯，這是否也可從側面證明一律用三字句法的《三字經》的作者乃是王應麟，《三字經》的思想根基之所以來自孟子，也是因為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