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的歷史源流

三字經的歷史源流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三字經》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內容豐富,知識性強。《三字經》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註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一部袖裡《通鑑綱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複,辭無藻採”,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以一千餘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並且,它的前後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一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孰成。聖賢並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於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於唐而風行於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出現之後,一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於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一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一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於三言,雖然只多了一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於成人來說沒有什麼不同,但對於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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