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

　　詩歌，是一種抒情言志的文學體裁。是用高度凝練的語言，生動形象地表達作者豐富情感，集中反映社會生活並具有一定節奏和韻律的文學體裁。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早晨問候語微信句子，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六世紀)約五百餘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最初稱《詩》，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

　　《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係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產生於江、漢、汝水一帶外，均產生於從陝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眾說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複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蒐集歌謠，以瞭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蒐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蒐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彙集到朝廷裡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蒐集來的樂歌，一般認為是儲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裡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製作樂歌，並蒐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一，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後世所見的三百餘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覆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餘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

　　《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

　　《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儘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物件。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燬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併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中國古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都有誰？

　　中國古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都有：杜甫，王昌齡，柳宗元，元稹，陸游

　　一、杜甫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原籍湖北襄陽，後徙河南鞏縣。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忠君愛民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時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二、王昌齡

　　王昌齡 （698—757），字少伯，漢族，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說京兆長安人（今西安）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

　　王昌齡早年貧苦，主要依靠農耕維持生活，30歲左右進士及第。初任秘書省校書郎，而後又擔任博學宏辭、汜水尉，因事被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起，被刺史閭丘曉所殺。

　　王昌齡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人交往深厚。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塞所作邊塞詩最著，有“詩家夫子王江寧”之譽，又被後人譽為“七絕聖手”。王昌齡詩緒密而思清，與高適、王之渙齊名，時謂王江寧。有文集六卷，今編詩四卷。

　　代表作有《從軍行七首》《出塞》《閨怨》等。

　　三、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理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柳宗元遺族所建柳氏民居，現位於山西晉城市沁水縣文興村，為國家4A級景區。

　　四、元稹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人。唐朝大臣、詩人、文學家。北魏宗室鮮卑拓跋部後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九世孫，比部郎中元寬之子，母為滎陽鄭氏。

　　聰明過人，少有才名。貞元九年（793年），明經及第，授左拾遺，進入河中幕府，擢校書郎，遷監察御史。一度拜相，在李逢吉的策劃下，出任同州刺史，入為尚書右丞。太和四年，出任武昌軍節度使。太和五年（831年），去世，時年五十三，追贈尚書右僕射。

　　元稹與白居易同科及第，結為終生詩友，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形成“元和體”。詩詞成就巨大，言淺意哀，扣人心扉，動人肺腑。樂府詩創作受到張籍、王建的影響，“新題樂府”直接緣於李紳。代表作有傳奇《鶯鶯傳》《菊花》《離思五首》《遣悲懷三首》等。

　　現存詩八百三十餘首，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留世有《元氏長慶集》。

　　五、陸游

　　陸游（1125年—1210年），字務觀，號放翁，漢族，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尚書右丞陸佃之孫，南宋文學家、史學家、愛國詩人。

　　陸游生逢北宋滅亡之際，少年時即深受家庭愛國思想的薰陶。宋高宗時，參加禮部考試，因受秦檜排斥而仕途不暢。宋孝宗即位後，賜進士出身，歷任福州寧德縣主簿、敕令所刪定官、隆興府通判等職，因堅持抗金，屢遭主和派排斥。

　　乾道七年（1171年），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投身軍旅，任職於南鄭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陸游奉詔入蜀，與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繼位後，升為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不久即因“嘲詠風月”罷官歸居故里。

　　嘉泰二年（1202年），宋寧宗詔陸游入京，主持編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和《三朝史》，官至寶章閣待制。書成後，陸游長期蟄居山陰，嘉定二年（1210年）與世長辭，留絕筆《示兒》。

　　陸游一生筆耕不輟，詩詞文具有很高成就。其詩語言平易曉暢、章法整飭謹嚴，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與杜甫的沉鬱悲涼，尤以飽含愛國熱情對後世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