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李白人生的真實寫照
《蜀道難》:李白人生的真實寫照
《蜀道難》中詩人以浪漫主義的手法，展開豐富的想象，藝術地再現了蜀道崢嶸，突兀，強悍、崎嶇等奇麗驚險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氣勢，藉以歌詠蜀地山川的壯秀，顯示出祖國山河的雄偉壯麗。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蜀道難》:李白人生的真實寫照。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蜀道難》:李白人生的真實寫照
摘要 《蜀道難》寫於李白行將離京的天寶三年，它藉助蜀道之難寄寓了詩人仕途艱險的感慨和懼禍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鏡和顯微鏡，揭露了唐王朝現實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和認識價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寫照。
關鍵詞：李白 《蜀道難》 詩歌 人生
一 知人論世，把握主旨
李白的《蜀道難》體現了作者的人生之路，作者藉助《蜀道難》寄寓了詩人仕途艱險的感慨和懼禍身退的思想。要搞清《蜀道難》的主題思想，首先要確認其寫作年代。
《蜀道難》首見於《河嶽英靈集》，當作於天寶十二載之前是毫無疑問的。詩中有“西當太白有鳥道”一句，查李白行蹤(《李白詩論叢》之《李白蹤遊圖》)，只有長安正當太白山之東，此詩作於居長安期間已毋庸置疑。李白自天寶元年到京至天寶三載離去，此詩究竟繫於其間哪一年寫作?
首先，李白自言：“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餘，呼餘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對酒憶賀監詩序》)其中未提及《蜀道難》。
其次，李白研究的最早資料《李公新墓碑》、《草堂集序》所載李、賀交往也未提到《蜀道難》。《李公新墓碑》是李白好友範綸之子範傳正所作，範傳正又親得李白之子伯禽“手疏”;《草堂集序》乃李白族叔李陽冰所撰，李白尚還在世。範碑李序所載應為翔實。
其三，李白《別內赴徵》詩說：“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知他是從東而來，並非“自西蜀入京”。
其四，李白二十五歲時所撰《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李翰林集序》)。此次入京又是玄宗三詔乃至，可見並非“名未甚振”。《唐摭言》所記謬誤多也。
關於李白之死，《唐摭言》說：“李白著宮錦袍，遊採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而《草堂集序》說李白是因病而死。前者顯然帶有民間傳說的色彩，因此，有人說《唐摭言》是“稗官野史”，不足為憑，是不無道理的。
考察李白其人及其在長安的活動，我們認為：《蜀道難》應作於天寶三載，李白行將離京之時。要認識這點，就要了解李白的思想及其在長安的遭遇。
李白在政治上懷有“濟蒼生、安社稷”，“兼善天下”的偉大抱負，對當時一般士人趨之若鶩的科舉入仕不屑一顧。而希冀像先秦策士那樣一舉而致卿相，到皇帝身邊“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不足為難矣” (《代壽山答孟少府書》)。一言以蔽之，他要大有作為，功成隱退。
天寶元年，在吳筠的薦舉下，玄宗詔李白進京。他以為施展抱負的機會來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躊躇滿志，溢於言表。初入京，“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以寶床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李公新墓碑》)。皇帝的恩龐是何等的.殊榮!李白積極參政，曾起草《答蕃書》，申述己見，也曾作詩諷諫，以表忠誠，如：《贈溧陽宋少府陟》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書情贈蔡舍人雄》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此時的李白躍躍欲試，何等快活!決不會發出“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的悲嘆。
然而，這時玄宗已逐漸由勵精圖治的明君變成荒淫昏聵的享樂天子。據《資治通鑑》載：天寶三載，他曾說：“朕不出長安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李林甫何許人也?《資治通鑑》說他“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請看《資治通鑑》所載：
天寶元年：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是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上雲：“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嘆跎久之……
嚴挺之升官不成反遭貶謫。
天寶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帶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
後，楊慎矜屈附了他，才得以升遷。
這些奸壞之事，都是犖犖大者，李白豈能不知?李白由一個傲岸不羈的布衣，一躍成為玄宗的文學侍從，名振京師，“尤忌文學之士”的李林甫豈能等閒視之?史書雖無明確記載李林甫如何加害李白的，但從李白詩中可見他對李林甫是有深刻認識的。在《古風》(五十三)中借歷史人物抨擊奸相“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這不正適合李林甫嗎?
李白積極參政的姿態，清高自負的性格，必然遭到權貴的忌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自不必說，高力士的誣陷，楊貴妃的讒言，附馬張 的誹謗，史書皆有記載。使他深感“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李白供奉翰林後期所作《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說，“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形象地道出了當時的心情和處境。這時的玄宗，用賢思想日漸淡漠，對他也日漸疏遠。“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可見，李白既不會“金距 膏學鬥雞”來討好玄宗，更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以求升遷。在這黑暗的現實裡，李白的政治熱情泯滅了，討人的靈感卻如火山噴發，他相繼寫下了《行路難》、《蜀道難》、《遠別離》、《古風》等“奇之又奇”的不朽詩篇。在《行路難》中，他以歷史上曾懷才不遇的馮 、韓信、賈誼自嘲，以功成不退釀成悲劇的伍員、屈原、李斯、陸機自戒，悲憤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他決計退身遠害，離開長安。這與他“功成身退”的初衷已不能同日而語了。如果說他在《行路難》裡是借歷史人物比喻自己人生道路的坎坷，而《蜀道難》則是借蜀道進一步抒發自己在坎坷世途艱難跋涉的感受，它們是同一時期、同一心境下寫出的姊妹篇。
二 託物寄興，依文推意
上面我們探討了《蜀道難》的寫作年代、作者背景，下面從詩的內部看看李白是怎樣託物寄興的：“嘻籲噫!危乎高哉!”一開始即以驚愕、惶恐的感嘆引出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旋律;接著從歷史的角度——蠶叢、魚鳧的開國，五丁開山的壯舉——追溯了蜀道開闢之難;而後以青泥嶺為中心，用極度的誇張描寫了盤旋高峻的蜀道，並以行人的感受加以烘托。至此，再次出現“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旋律。繼而，作者的神來之筆落到由秦入蜀最後的關隘——劍閣，先化用了張載《劍閣銘》中“一夫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的詩句描寫關隘之險要，既而因之聯想到蜀地“虎蛇”橫行的歷史狀況作為襯托。第三次出現“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旋律後，以“側身西望長諮嗟”的形象描寫作結，與開首的感嘆遙相呼應。
全詩感情充沛，脈絡分明，對蜀道之難的一詠三嘆中突出了一個“高”、一個“險”。“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黃鶴之飛尚不得過”、“捫參歷井仰脅息”、“畏途 巖不可攀”、“連峰去天不盈尺”……真是“危乎高哉”，怎不“使人聽此凋朱顏”?這種危言聳聽的誇張，寄託了他對政治上居高身危的感慨。李白由一個民間布衣變成宮廷侍從，雖在政治上並沒什麼權力，但確實攀上了令人矚目的社會寶塔最高層。他從歷代統治集團藏弓烹狗、互相殺戳的歷史聯想到現實，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這寶塔尖猶如火山頂，隨時都有可能被顛覆!蜀道高危——居高身危，這就是李白西遊長安的體會之一。
“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 ， 崖轉石萬壑雷”，“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險也如此”，怎不使人嗟嘆驚詫?作者極力渲染劍門關之險要，實際暗喻朝中的顯要官位已被奸相李林甫之流所把持，仕途無望。李白最恩寵於玄宗，但始終沒有得到他所向往的“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實位。前述天寶初年嚴挺之、楊慎矜、裴寬的遭遇都證實了這一點，而後史實也證實了李白的預言。《鑑通》載，天寶六載，李林甫把持科考大權，使天下應試者無一及第，連杜甫、元結都落第而還，事後還上表稱賀“野無遺賢”。這不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絕妙註解嗎?當然，詩是經過高度概括的，不能把“一夫”確指為李林甫，但參照其後作的《梁甫吟》中 “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閽者怒”，可見以路途比仕途、以關隘比求仕者必須疏通的高官要職是十分清楚的。“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意即把持朝政的大臣若非忠君直至之士，則必化為“磨牙吮血”的豺狼。這在《遠別離》中表現得更為直露：“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這些憂心忡忡的告誡，把詩人對唐王朝亦恨亦愛的矛盾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
仕途艱險，居高身危，詩人將何去何從?“行路難，歸去來!”《蜀道難》一而再，再而三地複述這一觀點：
其一，“問君西遊何時還”一句，實際是作者反省自問。由秦入蜀可謂“西遊”，但從李白赴京前所作《別內赴任》詩句中“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可知，“西遊”不正是指這次“西行”嗎?
其二，“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實際是作者嘆本不應當西遊長安。
其三，“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更清楚地點明本意。有人從諧音角度證實“錦城”不指成都而指長安，其實“錦城”是明指蜀都，實指長安。唐詩中以漢代唐的例子比比皆是，《紅樓夢》明寫金陵實指北京，不都是使用了這種障眼法嗎?《蜀道難》的作者李白本意之所以如此撲朔迷離，令人費解，由此可見一斑。
三 天性使然，不宜拔高
李白一生自負才華，是一個充滿理想色彩和浪漫情懷的詩人。在那個歷代讀書人都以安邦定國為己任的時代，他的理想和抱負比誰都大，但是，從最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唐明皇調湯、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這些浪漫之事來看，李白在政治方面顯得是多麼的天真和幼稚。這樣的一個人物，縱然激情滿懷，縱然志比天高，又如何能夠像有些論者指出的《蜀道難》表現的是李白對於藩鎮割據的擔憂?
不錯，公元755年，也就是李白離京之後，爆發了讓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亂”，但這能不能證明李白早在寫《蜀道難》時就具有這樣的政治遠見呢?我看未必，這從李白最終的結局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亂”爆發時，李白正在廬山隱居，國家的危難，人民的困苦，的確讓詩人寢食難安，很想重新出山，幹一番大事業。這時，正好永王以抗敵平叛為號召率師東下，並邀請李白出謀劃策，缺乏深遠的政治眼光的李白，並沒有看出永王藉機擴充自己的勢力、最終奪權的企圖，欣然接受了邀請。最後隨著永王的被滅，他也成了“叛黨”，被判流放夜郎，後來遇赦，但生活貧困，不久就病逝於安徽當塗。就是這樣一個文學天才、政治上的弱視，你能說他在《蜀道難》中表現的只是對國家的憂慮，而不是對自己人生的寫照嗎?
簡而言之，《蜀道難》寫於李白行將離京的天寶三年，它藉助蜀道之難寄寓了詩人仕途艱險的感慨和懼禍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鏡和顯微鏡揭露了唐王朝現實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和認識價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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