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政治抒情詩《蜀道難》主題

一首政治抒情詩《蜀道難》主題

　　一首政治抒情詩《蜀道難》主題

　　李白的《蜀道難》(以後簡稱《蜀》)，是一篇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名作，它所具有的藝術成就和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關於它的主題，自中唐以來就千載紛紜，迄無定論。

　　愚以為，《蜀》言在寫蜀地山水，意在寫詩人在長安三年翰林生活的政治感受。它抒發的情感是強烈的，表達的是詩人的非同凡響的政治見解。所以，這不是一首山水詩，而是一首政治抒情詩。現試論述之，以就教於專家、學者。

　　為什麼說《蜀》是寫詩人在長安三年翰林生活的政治感受呢?讓我們先從其西遊西望(《蜀》雲：問君西遊何時還側身西望長諮嗟)考證之。前人謂：自秦去蜀自可稱曰西遊;自秦望蜀中亦可稱曰西望其實根據長安與蜀的地理位置，自長安去蜀當謂之曰南遊，自長安望蜀中自應稱南望。這有詩可證。李白的《劍閣賦》雲：咸陽之南，直望五千裡，見雲峰之崔嵬，前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咸陽和長安幾乎在同一緯線，在長安之東。咸陽望蜀，詩人稱之南望。那麼長安望蜀亦應是南望。那麼西遊和西望的真正內涵是應重新探究的。如果我們以李白的會稽愚婦女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南陵別兒童入京》)和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時歸(《別內赴徵三首》)考之，《蜀》中的西遊應是這些詩中的西入和西行。那次西行，詩人從南陵啟程，時間秋季，到長安後供奉翰林。天寶三載賜金放還，遂取商州大路東歸。返家稱東歸，故返家途中側身望長安謂之曰西望。那麼其中的君，好象不應注為詩人的一位朋友，也不能注為一種虛擬的方式，即實無其人，而是指西遊之人，更不能注為唐玄宗;而似乎應注為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因為西行的是餘我啊。這才和文中的方位方位詞相榫。那麼西遊應指李白應詔入京那次長安之行(即歷史上早以認定的那次)。所以《蜀》寫的是他在長安的生活感受。

　　果如是的話，那它又是寫詩人在長安的什麼生活感受呢?讓我們從其詩進行探析。

　　噫籲嚱，危乎高哉，噫、籲、嚱、乎、哉，《蜀》開篇連用五個嘆詞，奇這又奇，其連天的浩嘆破空而來，有挾天風海雨而來之勢。其情似火山爆發，如洪波洶湧，石破天驚，排山倒海，不可阻遏。開篇就使讀者受到詩人情感的強烈震撼。危乎高哉中的危，《古代漢語常用字典》(商務印書館出版)釋為高。這種解釋頗有代表性。釋詞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詞不離句，句不離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讓我們把危放到它的語境中去探討，那麼危似乎應釋為險。其理由有三：

　　1、《蜀》雲：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河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其景物描寫扣住了兩個特徵：高和險。

　　2、危釋為高，則重複，犯復是為文之大忌。

　　3、危作險講時，含有不穩定和危急之意，多作形容詞。而險只是表示地勢險要或道路險阻等，多作名詞。

　　詩中高和危對舉，故危是形容詞。所以詩人用危。詩人是以蜀道危寓國家危，即國家的不穩定和危急之意。言在此而意在彼啊。我們不能不察。蜀道危反覆行乎其間，是詩人在歌舞昇平的盛唐時期，發現了盛唐潛伏的種種政治危機，而高呼國家危急，以醒世人。這是詩人在太平盛世時發現國祚將衰，而發出的憂天傾的巨大政治喟嘆。詩人把全部思想感情的洪濤巨瀾壯浪縱姿地全部傾瀉給讀者。它就象狂風捲過大地，捲過讀者的心頭。真是神來，氣來，情來之筆。這是詩人為國家即將爆發的一場大災難而呼天痛哭。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詠歎，在詩中開頭、中篇、篇末迴旋往復，成為全詩的思想感情的基調。唐玄宗親近奸相佞臣，迷於女色，國家禍亂或遲或早將要發生。詩人明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實嘆扭轉國家危局難於上青天。又以問君西遊何時還的問詢，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的嘆惋，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的遠奸避禍的思想和報國無路的憂憤和失望，與篇首的五個嘆詞和結尾的長諮嗟的喟嘆，共同奏出《蜀》的主旋律，其驚愕、焦急、憂慮、憤懣、失望、惶恐不安之情均在言外。詩人把精深的政治見解和他豐富複雜的'情感，採用這種手法表現出來，使得斷和續、吞和吐、隱和顯，消魂般的悽迷和預言式的清醒，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其旨反覆行乎其間，氣勢充沛，騰躍有勢，跌宕多姿，一唱三嘆，令人迴腸蕩氣，形成強大的藝術魅力，構成憂天傾的警世之嘆。

　　李白一生奮鬥的理想，是要以布衣取卿相，佐明主、濟蒼生、安社稷。他二十五歲仗劍出川，用了整整十七年光陰為之造勢。天寶元年應詔入京，受到玄宗破格禮遇，供奉翰林，三年翰林待詔生活，使他失望。玄宗沉迷聲色，不問國事，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國家危機四伏而不知。詩人遭豪門權貴，讒言誹謗。他在《梁甫呤》中雲：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閽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他又說：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雲堯幽囚，舜野死(《遠別離》)。這是要亡國亡君之兆，李白憂心如焚，付之於詩。看來李白確實發現盛世將傾，將危國危君。

　　《蜀》把這一政治見解雖然表達得含蓄蘊藉，卻更加濃烈。這是憂天傾的政治感嘆。

　　我們再來探究蜀詩表現了李白的什麼政治見解呢?皎然《詩式》雲：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他告訴我們文章中的思想內容不是透過語言文字的直白，而是藉助形象的真實描寫顯現出來的。又根據接受美學的一些基本原理：鑑賞主體能動的感受過程中，要接受客體的導向、支配和制約，一般來講，對於一篇文學作品，透過仔細閱讀分析，便會發現客體都有潛在的、相對確定的定向暗示和情感意向。我們必須以此為通道，才能真正切入作品的深層結構。所以我們研究《蜀》的主旨應從詩作的定向暗示而不是表象，應從詩作的形象而不是語言的直白，來把握作品的內涵，才可能獲得比較正確的、原品味的藝術感受。才能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

　　玄宗親近重用陰謀家、野心家，並讓他們身居高位。奸相樹黨相群，悍將擁兵自重。天寶初，玄宗廢政，女後之禍，宰相竊位，宦官干政，藩鎮割據的種種政治危機已露端倪。詩人以蜀道為載體，讓國家危急蘊含其中，使物意二者有無相生，虛實結合，物我同一，裴然成章，構成深邃的意境，用隱晦曲折的文筆，離奇閃爍的描寫，反覆渲染，表達了他對時局的認識。其意行乎其間，卻不見蹤跡，杳冥惝恍，深不可測。正如嚴羽所論：盛唐諸詩人惟在興象，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滄浪詩話》)但是潛心探求，還是可以看見其旨在作品字裡行間閃現。草蛇灰線，雖隱而顯，幽憤秘旨，雖曲而達。李白極寫蜀道難，其意絕非僅僅誇寫蜀地山水雄奇險峻。當他把崢嶸崔嵬的蜀道呈現在讀者面前時，筆鋒驟轉，由自然景觀的描寫轉入對時局的評論：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以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揭示出全詩的主旨，千里來龍，到此結穴，思想深廣渾厚。這正如陸機所謂：立片言以居要，乃全篇之警策(《文賦》)。崢嶸，山勢高峻。崔嵬，高大不平。這是對劍門的描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劍門關可喻國家權力之高位。所守，即喻把持國家高位的權貴。或，可釋為不指定代詞有些人，也可釋為表示遊移估量的語氣副詞也許，也可注為表示假設關係的連詞。本詩如果是表達李白的政治預見，那麼我以為宜釋為如果。匪通非作不是講。親宜釋為親近。狼與豺喻叛逆作亂之人。例如：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經亂離後將避剡中留贈崔宣城》)和猛虎又調尾，磨牙皓霜雪(《北上行》)。這兩首詩中的豺與虎喻叛逆作亂的安祿山。《蜀》則以之喻佔據國家權力高位的權臣貴戚。那麼，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直譯則為據國家高位的人，如果把不是國君該親近之臣，就會變為叛臣逆賊。詩人主張君主必須高度集權於自己手中。這是針對玄宗不理朝政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奸相賊臣權傾人主而發的，表達了詩人對玄宗用人政策的極大擔憂，揭示了國家危的根本原因，表達了他獨特的政治見解。這指出的國家危殆的根本原因，是詩人卓異不凡的政治見解。可是時人還沉醉在歌舞昇平的大唐盛世。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形象地表達了國家戰亂必至的新人耳目的政治預言。國家危的根本原因是所守或匪親。國家禍亂是所守或匪親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實這樣的觀點前人已有論述，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這不足為奇。奇在大家還在歌頌盛世，他卻看到了盛世的危機，提出這一振聾發聵的政治見解。再聯絡天寶十四年發生的安史之亂和馬嵬坡事件等重大史實來思考，我們就不能不欽佩詩人的政治才略和眼光。

　　這是詩人卓異不凡的政治預言──一場政治大動亂的戰禍將不期而至。有資料雲：李太白始至京師，名未甚振，因以出示蜀道難一篇，而名振京華，享譽文壇，頌之為詩仙。能有如此大的轟動效應，或許只有切中肯綮的時局評論，才能引起有識之士這樣強烈的共鳴。這是詩人在長安三年翰林生活廁身上層社會的政治預言。

　　晚唐詩論家司空圖的《詩品》，論詩以盛唐為宗。他說詩歌創作不能停留在形象上，要超越形象避免形似，要所得在意象外，要遺貌取神，要妙悟。有了妙悟，便即景會心，體物得神，俯拾即是;沒有妙悟，便匪神之靈臨之已非了。創作詩歌是如此，體悟詩歌亦如此。品味《蜀》也要妙悟，要遺貌取神呀。

　　李白的政治抱負，決定了他對政治的熱衷。李白顛沛流漓的一生及雄奇瑰麗的詩歌創作，同當時的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據此我們說詩人借蜀道危的形象，深刻而尖銳地指出盛唐潛伏著政治危機，是詩人對天寶初的重大事件及時事的感懷中，對現實政治有所感而發的。

　　總上所述，《蜀》抒發了憂天傾的政治感嘆，表達了不同凡響的政治見解，發表了卓異不凡的政治預言。《蜀》是一首政治抒情詩，這樣講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