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飲酒》的四個問題
陶淵明《飲酒》的四個問題
引導語：古代詩人都喜歡飲酒作詩，我們一起來看看陶淵明的《飲酒》中的四個問題。
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是一組矛盾：既然在“人境”建造了房屋，怎麼會沒有車馬的往來與喧鬧?
其實，“無車馬喧”並不是真得沒有車馬，只是，那高頭馬，那由馬所代表的顯赫，詩人毫無興趣;那車馬的往來，那你爭我奪的喧鬧紛爭，詩人不屑一顧。
二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偏”不是偏僻，更不是荒涼，而是僻靜、寧靜。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真正的隱者不是躲避於深山幽谷，而是混跡於滾滾紅塵之中。這裡，最為關鍵的，是你的心在哪裡。如果你汲汲於功名，那麼，哪怕是藏身於渺無人煙的荒漠，眼前晃動的依然是寶馬雕車錦衣玉食。“心遠”——潔淨而高貴的心靈遠離嘈雜的世俗，遠離世俗的喧囂，遠離現實的羈絆，棲息於精神的聖殿，那麼所居之地必然是僻靜寧靜之所。
三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採擷菊花，縈手的定然是馥郁的菊香，拂面的必然是清爽的秋風，而盪漾於心際的應該是愜意而溫馨吧!
滿把的菊香在手，充溢的恬然在心，偶然間的抬頭，又與濃翠的南山相遇，於是自如自在適然恬然從那令人心醉的南山綿綿而來……
更為奇妙的，那輕盈的鳥，在晚霞滿天的晴空，在青山白雲之間翩翩而飛，是詩人的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像飛鳥，還是飛鳥的無拘無束悠然自得像詩人?
四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真意”——真諦，人的本真，沒有外在的壓力，沒有自我的心理負擔。換言之，這個“真意”不在世俗的評判標準裡，也不在自我的某種期許與追尋中，而是一種不含功利的自然狀態。
所以，這種“真意”之美只可意會，只可神遊徜徉其間，無法用語言來描述，而且一旦付諸文字，就失去了那份本真自然，“真意”也就大部分走失了。
陶淵明介紹
陶淵明，晚年更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先生”(死後由朋友劉宋著名詩人顏延之所諡)，出身於沒落仕宦家庭，我國第一位傑出的山水田園詩人。晉世名淵明，入劉宋後改名潛。唐人避唐高祖諱，稱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約生於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自做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有《陶淵明集》。被稱為“千古隱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父名史不載，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兒，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逯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裡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計程車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遠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喪母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皇帝的位置，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抗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停雲 其四》)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督郵，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
退隱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裡，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門前栽種有五棵柳樹，固被人稱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1]”(《飲酒》)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傳》中也有寫道：“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遷至慄裡，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五)》已選入人教版八年級下語文書30課《詩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賙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賙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擬輓歌辭》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有關陶淵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證，因此此處的六十三年之說也有待考證)，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儲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徵士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誌，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