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洲》的版本及創作背景
王安石《泊船瓜洲》的版本及創作背景
引導語：北宋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詩，它抒發了詩人眺望江南、思念家鄉的深切感情，我們一起來了解與學習這首詩的版本及創作背景。
《泊船瓜洲》的版本
王安石(1021-1086)《泊船瓜洲》有兩種不同的版本。其一為洪邁(1123-1202)《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所引，可以稱之為“詩話本”：
王荊公絕句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雲“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洪邁只稱“王荊公絕句”，並未提及“泊船瓜洲”詩題。後世的詩歌選本，多遵從“詩話本”，並冠以“泊船瓜洲”的詩題。
然而，收錄在王安石各類詩文集中的這首詩，如《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王荊文公詩箋註》卷四十三等，題作《泊船瓜洲》，可稱之為“集本”，均作：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詩話本”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集本”作“春風自綠江南岸”，有一字之異。是“自”呢?還是“又”呢?對這首小詩而言，這似乎並不是關鍵問題，因為大家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綠”字上了。像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八《王荊公改字》、錢鍾書《宋詩選注》，都曾專從“詩話本”出發，從不同的角度，討論起“綠”字的好壞。
“自”：從王安石的煉字說起
宋人一向重視詩歌煉字，撇開“綠”字，從詩歌本身及王安石的用字習慣來看，不難看出，王安石的“自綠”為原本，而“又綠”乃後人所更改之本。首先，從詩歌本身來說，“春風自綠江南岸”的“自”字在這裡是“獨自、空自”的意思，即表示與我無關，或關係不大，並不在意，或無法控制，任其自我發展，近似“花自飄零水自流”中的“自”。詩人思念家鄉，家鄉所在的江南已經變綠了。但是，詩人並不是因為留戀春風帶來的“綠”而思念家鄉，“綠”只與春風有關。相對於“春風”，詩人更關心“月”，渴望明月能“照我還”。詩人思念家鄉，並不只是因為家鄉進入了鳥語花香、草長鶯飛的春天，這種思鄉情緒實是超越季節變化的。因此，詩中的“自”字意蘊十分豐富。於此，可見王安石用“自”字之妙。
其次，從王安石的用字習慣來說，他在其他詩歌中，也常常用這樣的“自”字，如《明妃曲》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舊題翻新，轟動一時，當時名流多有唱和者。然而，後世卻有人對這首詩的命意提出責難。尤其是“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曾有不少爭議。如給王安石詩歌作注的李壁，在《王荊文公詩箋註》中雲：
範衝對高宗嘗雲：“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單于為無窮之恨，讀之者至於悲愴感傷。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單于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範公傅致亦深矣。
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雲：
荊公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
按，範沖和羅大經都不自覺地上綱上線，認為這首詩有悖君臣大義和華夷之辨的原則。羅、範的意見，誠如李壁所云，實在是“傅致”過深。但李壁也承認這是“詩人一時為新奇，求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其實，範衝、李壁、羅大經，對王安石這句的“自”的理解，都有一些偏頗。王安石詩句中的自，即“獨自、空自、恁自”的意義，表示與“我”無關。“漢恩自淺胡自深”的意思為，漢恩和胡恩的淺深都是他們各自的行為，與我的“相知心”都是無關的。王安石在詩中把那些表面的“恩”，不論其深淺，不論是胡還是漢，都否定了。因為不論所謂的漢恩之淺，還是胡恩之深，都與“相知心”毫不相干，即使明妃嫁到了所謂“恩深”的胡地，依然是“失意”的。
王安石《白鶴吟示覺海元公》詩云：
美者自美，吾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
詩中四個“自”字，與上引“春風自綠江南岸”、“漢恩自淺胡自深”等詩句中的“自”含義可相互發明。
一般來說，對於宋人詩歌，一般以文集為主要依據，詩話往往具有故事性質，從王安石的煉字習慣、文集版本來看，通行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恐怕並不是王安石詩歌的原本，在討論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時，應當遵從王安石文集作“自”。
《泊船瓜洲》的創作背景
《泊船瓜洲》這首詩，主要涉及了幾個地名。詩題的瓜洲，北宋屬揚州管轄，在長江北岸，而京口與瓜洲隔岸相對，北宋屬潤州管轄，在長江南岸，即今天的鎮江，瓜洲和京口都在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上，一北一南;而鐘山在江寧，即今天的南京，處在瓜洲和京口的上游。王安石父親王益卒於江寧通判任上之後，王安石就家於江寧，詩中的“鐘山”，即指代江寧。
這首絕句，簡短明瞭，其主題不外乎思念家鄉。錢鍾書《宋詩選注》雲：“這是王安石想念金陵的詩，鐘山是他在金陵的住處。”王安石是何時泊船於瓜洲而思念鐘山的?王安石文集中，有一些相關詩歌，為這首小詩的創作時間，提供了系年的線索。
《臨川集》卷二八有《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
老於陳跡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憶我小詩成悵望，鐘山只隔數重山。
世間投老斷攀緣，忽憶東遊已十年。但有當時京口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與公京口水雲間，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這組詩的題下作者自注曰：
舊有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案，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卷六五和李壁注本詩集卷四二都收入了這組詩，其中李壁注本附有詩人題下自注，而龍舒本沒有自注。第一首中的“鐘山”，龍舒本和李壁注本，均作“金山”。
《臨川集》卷三六(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九)有《贈寶覺並序》集句詩，序雲：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案，與寶覺的交遊，是考訂王安石《泊船瓜洲》創作時間的重要線索。詩題的“龍華”，又稱龍花，即龍華樹，相傳彌勒佛得道於此樹下。因此，龍華院即指佛寺。第一組詩的`龍華院，頗疑在江寧附近，或即在鐘山。而詩中的“憶我小詩成悵望，鐘山只隔數重山”，當據龍舒本、李壁注本作“金山”，寫作這組詩時，王安石在鐘山而思數重山之外的金山(在潤州，即京口)。而《贈寶覺並序》中提到的“化城閣”，當在京口金山。(王安石有集句詩《化城閣》，見《臨川集》卷三六、《王文公文集》卷七九。此詩又見《京口三山志》卷四，題作《金山化城閣集句》)。
據《贈寶覺並序》、《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及作者題下自注，我們可以梳理出王安石與寶覺的三次交往：
第一次：與寶覺初識於京師(開封)，“因與俱東”。
第二次：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召”，自江寧沿江東下，至京口金山與寶覺“會宿一昔”。王安石隨即渡江，泊船於瓜洲，作詩《泊船瓜洲》。
第三次：“會宿金山”之後十年，與寶覺重逢於鐘山龍華院。詩人思其東遊金山(金山在鐘山之東)，已在十年之前了，今又思往金山化城閣登覽。因有詩《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贈寶覺並序》。
其中，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召”的時間是可以確定的。按，王安石被任翰林學士，朝廷正式任命在治平四年(1067)九月戊戌(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王安石事蹟》)，元陳桱《通鑑續編》卷八載王安石次年(即熙寧元年1068)四月至京師：“安石受命(翰林學士)，歷七月始至京師。”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推斷，《泊船瓜洲》這首詩，大約作於熙寧元年(1068)春天，絕非王安石兩任宰輔、推行變法之期的作品。相應地，《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贈寶覺並序》則作於此後十年，大約在元豐元年(1078)，時王安石已致仕在家三年矣。
熙寧元年(1068)春，王安石從江寧出發，順江東下，途經京口，與寶覺在金山相遇，同住一宿，在瓜洲稍作停留，再沿運河北上京師，赴任翰林學士。從瓜洲北上，算是離開了江南，正式踏上了江北的征程。這首膾炙人口的《泊船瓜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作成的。
江北的瓜洲，眼前這寬闊的長江，根本無法隔斷詩人對家鄉的思念，在心靈的空間裡，這一江春水所阻隔的京口與瓜洲，也只不過是“一水間”，而鐘山離此也僅僅只有數重山。船漸行漸遠，而詩人的思鄉之情愈來愈濃，與家鄉的情感聯絡也越來越緊。
正處夜晚明月高照，雖已看不到江南岸的風光，但詩人剛從綠油油的江南渡江而來，這個時候春風和煦的江南，自是一片嫩綠，春意盎然。但春意的盎然，正好反襯詩人思鄉的失意之情。因此，所謂“春風自綠江南岸”，並不關乎積極的烘托氛圍，反而增添了詩人思鄉的愁緒。貌似樂境，卻抒發了深層的哀情。
其“自綠”，正如花之“自飄零”，水之“自流”，它們何能解得詩人之愁緒?李煜詞曰：“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在離別的情感體驗中，詩人王安石蓋得詞人李後主之實。詩人眼前所能見到的，最為明顯而惹人思鄉的是月亮。仰望那皎潔月亮，詩人不禁發出這樣的質問：“明月何時照我還?”直呼明月，增添了詩歌的意趣，又與望月起相思的傳統接續起來了。然歐陽修詞雲：“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蓋春風與明月，不過是引逗詩人情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