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王安石的解釋
《元日》王安石的解釋
《元日》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創作的一首七言絕句。這首詩描寫新年元日熱鬧、歡樂和永珍更新的動人景象，抒發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充滿歡快及積極向上的奮發精神。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元日 王安石的解釋，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原文
《元日》
宋代：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註釋
⑴元日：農曆正月初一，即春節。
⑵爆竹：古人燒竹子時使竹子爆裂發出的響聲。用來驅鬼避邪，後來演變成放鞭炮。一歲除：一年已盡。除，逝去。
⑶屠蘇：“指屠蘇酒，飲屠蘇酒也是古代過年時的一種習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飲這種用屠蘇草浸泡的酒，以驅邪避瘟疫，求得長壽。
⑷千門萬戶：形容門戶眾多，人口稠密。曈曈：日出時光亮而溫暖的樣子。
⑸桃：桃符，古代一種風俗，農曆正月初一時人們用桃木板寫上神荼、鬱壘兩位神靈的名字，懸掛在門旁，用來壓邪。也作春聯。
賞析
這首詩描寫新年元日熱鬧、歡樂和永珍更新的動人景象，抒發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陣陣鞭炮聲中送走舊歲，迎來新年。起句緊扣題目，渲染春節熱鬧歡樂的氣氛。次句“春風送暖入屠蘇”，描寫人們迎著和煦的春風，開懷暢飲屠蘇酒。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寫旭日的光輝普照千家萬戶。用“曈曈”表現日出時光輝燦爛的景象，象徵無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結句“總把新桃換舊符”，既是寫當時的民間習俗，又寓含除舊佈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種繪有神像、掛在門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舊桃符，換上新桃符。“新桃換舊符”與首句爆竹送舊歲緊密呼應，形象地表現了永珍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不僅是政治家，還是詩人。他的不少描景繪物詩都寓有強烈的政治內容。本詩就是透過新年元旦新氣象的描寫，抒寫自己執政變法，除舊佈新，強國富民的抱負和樂觀自信的情緒。
練習題
一、這首詩的作者是____代詩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這首詩最後兩句的意思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背一背，填一填
在噼噼啪啪的爆竹聲中，送走了舊年迎來了新年。人們迎著和煦的春風，開懷暢飲美酒。 在此情景中，你想到的詩句是； 這首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寫的《 》，描寫了他在 這一天看到的有趣的風俗，如： 、 和 。
四、背一背，寫一寫。
參考答案
一、宋 王安石
二、初升的太陽照遍了千家萬戶，大家總拿新門神換掉了舊門神。
三、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王安石 《元日》 元日 燃爆竹 飲屠蘇酒 換新桃符
四、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諡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延壽鄉(今東鄉縣黎圩鎮上池村)人，中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產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時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闢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著名散文《遊褒禪山記》。
為官經歷
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為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援。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
王安石的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後，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譭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裡，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錮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於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於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於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透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