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定位

　　【導讀】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定位

　　明代學者王夫之曾言：“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此言過矣。北宋滅於、欽二帝手上，並不是司馬光教唆宋宗那麼荒唐的。從遠因上講，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實自仁宗朝就出現了，也算不到司馬光頭上去。

　　王夫之有些以偏全的習慣，而且他的這種思維方式還很容易被人接受，比如，我本人在深入瞭解王安石變法之前，就曾持有一種假設：王安石這種王朝中期的變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現在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

　　這一問題的潛在前提是，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變法是其“中期改革”，進而又提出，這次變法能否影響整個宋史發展過程的問題。其實，將振衰起亡的使命賦予王安石變法頭上，或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於司馬光身上，其潛在的思路是將歷史視作一個既定的完整發展鏈條，而司馬光和王安石是這個鏈條上的關鍵環節。

　　但這只是事後的看法，是在歷史已經成為歷史之後的看法。可歷史本身不是一個完整有序的鏈條，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構成的，設使後來繼任的`皇帝不是輕浮薄、有輕微精神病症狀的宋宗趙，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趙光義的話，那麼宋史完全可能改寫。

　　以這種歷史觀來觀照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王安石變法對宋史以及對中國歷史，並沒有產生我們以前所想象的那麼大的作用。他沒搞強一個國家，也沒搞垮這個國家，他讓這個國家富了，也給官員腐敗胡鬧提供了物質條件，但也就僅此而已了。對這個王朝後來命運的影響，還不如仁宗朝積累下了的一百多萬冗兵呢!司馬光的影響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號稱能讓人明智的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他有些書呆子氣地堅持一種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當政時間，雖然盡罷新法，但在他去世後，變法派又捲土重來，新法又恢復了一陣子。此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拉鋸戰仍持續了好一陣子。他本人對宋代政治史的影響可謂微乎其微，就其實際效果而言，還不如開封滅亡時的騙子道士郭京。說北宋之亡始於司馬光，言過其實了。

　　說到底，王安石變法及司馬光的反對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沒有亡宋、也沒有興宋。

　　可是，對這麼一個實際作用並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麼後世給與這麼大的重視呢?

　　這也許是因為它涉及到了國家的使命與職能這一更為持久的問題。每當那些雄心勃勃、有強烈進取心的人物當政後，就要尋找歷史根據，就要拿一切歷史上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據，於是，就提出了王安石變法，高度肯定並按自己當下的要求拔高變法的意義。而一旦那些只圖安定、不思進取、維持現狀的人當政，便會將“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理念抬出來，司馬光便成為先知先覺的聖賢，王安石則作為反面物件出現。

　　說到底，歷史沒有變化，變化的永遠是活人的現實需要，每一時代的人們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讀歷史，包括我們自己。而未來的歷史，永遠是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偶然性，我們不會知道未來是個什麼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