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峰》原詩翻譯及賞析
《登飛來峰》原詩翻譯及賞析
導語：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網小編為您整理的《登飛來峰》原詩翻譯及賞析，歡迎閱讀！
《登飛來峰》
年代： 宋 作者：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飛來山 一作：飛來峰）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只緣 一作：自緣）
重點字詞
(1)選自《臨川先生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飛來峰：即浙江紹興城外的寶林山。唐宋時其上有應天塔，俗稱塔山。古代傳說此山自琅琊郡東武縣(今山東諸城)飛來，故名。
(2)千尋：極言塔高。古以八尺為一尋，形容高聳。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4)浮雲：暗喻奸佞的小人。漢陸賈《新語》：“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5)緣：因為。
(6)眼：視線。
(7)塔：鐵塔。
(8)最高層：最高處。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決策層。
作品賞析
塔指紹興城南飛來山（又名寶林山、塔山）上的應天塔
①②句寫景，①句實寫，②句虛寫，虛實結合，組成一幅壯麗的美景。“千尋”寫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結合。這是一首哲理詩，表達了作者高瞻遠矚，對前途充滿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艱難，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負。
別有佳處愜人意——說《登飛來峰》與《題西林壁》
清代紀昀說：“東坡、半山，旗鼓對壘，似應別有佳處，方愜人意。”（《批點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三》）認為蘇軾與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見分馳，互相對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這兩位奇人在別的事情上能有某種相通之處，才能使人們滿意。
其實，蘇軾與王安石雖然年齡相差15歲，確有很多事蹟不獨相通，而且巧合。比如：兩人都21歲進士及第，享年都65歲。王安石號半山，蘇軾號東坡，字號用意的情趣隱合。蘇軾解職黃州、赴任汝州、途經金陵時，曾與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據蘇軾在《與荊公書》中吐露，兩人曾相約在金陵買田卜鄰，相從林下。兩人平素多有詩歌唱和，並且見解吻合。據《西清詩話》：王安石在蔣山時，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蘇軾，蘇軾看後說：“離騷句法，乃今見之。”王安石亦說：“非你見諛，我亦自負如此。”又據宋人筆記稱：王安石在鐘山，有人自京師來，王安石問：蘇軾近來有無詩作？來人說：近聞蘇軾遊廬山，有《題西林壁》一絕，即誦之。王安石聽後，頷首稱善。兩人都以文章盛名躋身於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相通巧合的事蹟使人感到，半山與東坡似乎是一對傳奇人物。這裡有二人的詩作為證：一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峰》，一是蘇軾的《題西林壁》。
《登飛來峰》：“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登飛來峰》為王安石30歲時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年少氣盛，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發抒胸臆，寄託壯懷，可看作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題西林壁》為蘇軾47歲時所作。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任黃州、就職汝州時，途次江西遊廬山，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總結廬山之遊的絕唱。《東坡志林》第7條載：“僕廬山詩盡於此矣”，可見這首詩是蘇軾的精心力構，也是他勘透世情的傑作，悟徹人生的妙諦。兩詩寫作，一先一後，時間相隔34年，一寫登飛來峰，一寫遊廬山，地點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對讀比較兩詩，總覺字裡行間似有同出一轍的蛛絲馬跡。
《登飛來峰》層次井然，安排穩妥。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前，據《杭州圖經》：峰自天竺飛來，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雲：“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閒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轉句直入情語，著“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雲：“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結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後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從全詩看，“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峰才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飛來峰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峰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匯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後關照，渾然一體。
《題西林壁》為蘇軾遊廬山在西林寺題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晉江州刺史陶範所建，為廬山重要景觀之一。蘇軾《東坡志林》第7條《記遊廬山》說：“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雲”，即指此詩。他先後寫了7首廬山記遊詩，這是最後一首。這首詩對廬山作總體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詩景狀從平視、俯視中寫出。起句寫廬山橫面側面的山勢，平視廬山，奇勢疊出。概括精密準確，描繪細膩生動。廬山的峰嶺走向，基本如此。據南山宣律師《感通錄》：廬山有七座主要山嶺，一起向廬山之東，會合而成山峰，故姚寬的《西溪叢語》說：“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峰’之句，有自來矣。”承句寫廬山遠近高低的山勢，俯視廬山，變幻莫測，補足起句未盡之景。可見起、承兩句寫景不失其真，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語，亦是情語。過去有的注本對這兩句的註解多有穿鑿，如施元之《施注蘇詩》卷二十一，特引《華嚴經》中的話：“於一塵中，大小剎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來坐實“遠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來。又如《冷齋夜話》記黃庭堅評此詩說：“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此又“搔癢不著”的讚語。似此注詩評詩，俱無足取，早有注家批駁，認為“凡此種詩，皆一時性靈所發，若必胸有釋典，而後爐錘出之，則意味索然矣。”（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整合》卷二十三）轉、結二句作情語，以議論的筆觸，寓哲理於抒情之中，暢寫人們習見的理念，即：人的主觀認識，各自都有侷限性。寥寥14字，道盡人情事理，故此詩一出，立成典故，雅俗鹹通，競相援引。從全詩看，後聯的理念，全從前聯的景語熔鑄鋪墊出來。理念的產生，來自奇幻瑰麗的想象，而雋永深刻的理趣，自會啟發出新鮮貼切的妙語。故歷代評家鹹推此詩深含哲理，評價極高，最著者如《宋詩精華錄》卷二雲：“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現代《唐宋詩詞探勝》說此詩“善狀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兩者融洽無間”，非禪偈所能比擬，所評極是，似可定論。
透過兩詩對讀比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兩詩在立意、謀篇、煉句上不僅相通，而且巧合。從詩題看，王詩用動詞“登”，蘇詩用動詞“題”，都用地名作賓語，構成動賓結構的短語。從體例看，兩詩都是寫景七絕。從全篇的立意構思看，王詩借寫景抒發壯懷，句句入扣；蘇詩借寫景暢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於詩境之中。從章法看，都是前聯寫景，後聯抒情。從表達的語勢看，兩詩的情語中幾個用字幾乎雷同。如王詩轉句用“不畏”承上啟下作過渡，蘇詩轉句用“不識”承上啟下作過渡，各自的關照都極穩妥，又如兩詩都用“只緣”導引結穴；又如王詩的“身在最高層”與蘇詩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來，兩詩的相通與巧合，達到逼肖，如出一轍。真是英雄所見極同，何其相似乃爾！世界上有這樣的奇人奇詩，豈不是愜人心意的一大佳事麼！
作者介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諡文。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瞭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併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援，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並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定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並透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絡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