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詩格》對曹植詩的批評
王昌齡《詩格》對曹植詩的批評
王昌齡《詩格》主要寫了什麼內容?王昌齡《詩格》對曹植詩的批評主要體現在哪?
唐代詩論側重對詩之作法的探討。《詩格》，舊題唐王昌齡撰。關於《詩格》的作者、流傳情況及其內容的真偽，學界有關注。《四庫全書總目錄》《吟窗雜錄》提要曰：“前列諸家詩話惟鍾嶸《詩品》為有，而刪削失真。其餘如李嶠、王昌齡、皎然、賈島、齊已、白居易、李商隱諸家之書，率出依託，鄙倍如出一手。”司空圖《詩品》提要亦云：“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對此論已受到不少學者的懷疑。[2]而且，空海《書劉希夷集獻納表》有云：“王昌齡《詩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於作者邊偶得此書。”(《弘法大師空海全集•性靈集》)可見，空海入唐親眼見到《詩格》並得到題為王昌齡的《詩格》是有據可循的，遺憾的是此書早已散佚，但目前學界一般認為《詩格》作者為王昌齡。其流傳至今主要有兩種：其一為《文鏡秘府論》徵引部分，這一部分當出於王氏;其二為《吟窗雜錄》所收王昌齡《詩格》，其中難免真偽混雜。[4](p147)羅根澤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曰：“《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載王昌齡《詩格》二卷，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即改載為《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斥為偽書。但《秘府論》地卷《論體勢類》，南卷《論文意類》最前所引或曰四十餘則，皆疑為真本王昌齡《詩格》的殘存。”盧盛江先生也認為：“吟窗本《詩格》和《詩中密旨》可能都經後人改篡。但其中有些材料也可能要具體分析。”以上所論有助於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本文所論及的《詩格》包括《文鏡秘府論》徵引部分與《吟窗雜錄》所收部分。《詩格》主要論及了作詩之法與病犯避忌，但內容瑣細，格式繁多，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詩格》對曹植詩的批評，由此也折射出王昌齡的一些詩學思想。
一、“氣高出於天縱，不傍經史，卓然為文”：對曹植詩的總體評價
《詩格》捲上“論文意”條曰：“自古文章，起於無作，興於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練，發言以當，應物便是。古詩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當句皆了也。其次《尚書》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載。’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後，則有《毛詩》，假物成焉。夫子演《易》，極思於《繫辭》，言句簡易，體是詩骨。夫子傳於遊、夏，遊、夏傳於荀卿、孟軻，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傳於司馬遷，遷傳於賈誼。誼謫居長沙，遂不得志，風土既殊，遷逐怨上，屬物比興，少於《風》、《雅》。復有騷人之作，皆有怨刺，失於本宗。乃知司馬遷為北宗，賈生為南宗，從此分焉。漢魏有曹植、劉楨，皆氣高出於天縱，不傍經史，卓然為文。從此之後，遞相祖述，經綸百代，識人虛薄，屬文於花草，失其古焉。中有鮑照、謝康樂，縱逸相繼，成敗兼行。至晉、宋、齊、梁，皆悉頹毀。”此論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王昌齡《詩格》是主張文章“起於無作，興於自然”，貴乎自然而反對藻飾的詩學觀念。這正如其所云：“詩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並認為自賈誼謫居之辭有怨聲之後，騷人之作興，且皆有怨刺，而失之於本宗，但對於漢魏之曹植、劉楨，《詩格》卻認為他們皆氣高出於天縱，不傍經史，卓然為文，給予充分的肯定，認為此後之文，皆失其古焉，甚至認為，文章至晉、宋、齊、梁“皆悉頹毀”。此論不免有言語過激之嫌，但他認為詩歌興於自然，肯定曹、劉二人之作皆氣高出於天縱，並感慨後人失其古焉，在當時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二是《詩格》在此以曹植、劉楨並稱，肯定他們的“氣高出於天縱”，此“氣”應與自然的音律及風骨相關。羅根澤先生在《文學批評史》中對文氣與音律的關係有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文氣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體的文氣，所以曹丕論文氣，而斤斤於‘氣之清濁’。稍具體的音律，是‘體勢’，所以‘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不過，‘文氣’與‘體勢’，雖然暗示文學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規矩可循的音律。有矩可循的音律說的'創始者是沈約。”[5](p169)此論頗為中肯。可見，音律始於曹植梵音制聲，而成於沈約。曹植劉楨詩頗具自然的聲律，更接近於古詩，少了雕琢的痕跡，屬自然之韻，故被《詩格》稱為“氣高出於天縱”。
其實，在沈約《宋書•謝靈運傳》中也有相類的評價，其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在此，是將曹植與王粲並稱，讚譽二人皆以“氣質”為體，而鍾嶸又評曹植詩為“骨氣奇高，辭采華茂”。以上“氣”、“氣質”及“骨氣”皆與風骨、聲律相通。如曹學佺評《文心雕龍•風骨》曰：“風骨二字雖是分重，然畢竟以風為主。風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風也;故此篇以風發端，而歸重於氣，氣屬風也。”在此，他闡明瞭風、骨和氣三者之間的關係，其又評《文心雕龍•聲律》曰：“聲律以風勝，知風則律調矣”，在此，又闡明瞭風與聲律之關係，此外，他還評曰：“外聽，風聲也;內聽，風骨也”，在此，他又闡明瞭風與風骨內外表裡之關係。由此，曹植詩的氣與風骨、聲律之渾然一體瞭然矣!而陳子昂在其《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中曾雲：“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明練，有金石聲。”他批判齊梁詩風，指出其弊病，即“彩麗竟繁，而興寄都絕”，也旗幟鮮明地肯定以曹植詩文為代表的建安風骨，可以說此論與王昌齡《詩格》的觀點如出一轍。陳子昂是透過對東方虯詩歌《詠孤桐篇》的稱讚，提出了自己對於建立新詩風的要求，即“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骨氣”即“風骨”，所謂“端”，即為“端直”，正如劉勰《文心雕龍•風骨》所云：“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一作生)焉。”[11](p513)所謂“音情頓挫”，則指音韻聲律之美，情感沉鬱頓挫，從而其語勢波瀾壯闊、感蕩人心。陳子昂是將建安文學作為具風骨美的典範，進而推重、提倡，曹植詩當然是陳子昂所推重、提倡的具建安風骨之作。可見，陳子昂的這一主張與王昌齡《詩格》對曹植詩的批評觀點相一致。
二、“事須輕重相間，仍須以聲律之”：從用字、聲律等方面對曹植詩的批評
首先，“論文意”條曰：“夫文章，第一字與第五字須輕清，聲即穩也。其中三字縱重濁，亦無妨。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若五字並輕，則脫略無所止泊處;若五字並重，則文章暗濁。事須輕重相間，仍須以聲律之。如‘明月照積雪’，則‘月’、‘雪’相撥，及‘羅衣何飄颻’，則‘羅’、‘何’相撥，亦不可不覺也。”此段所論及的“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即為曹植《雜詩》“高臺多悲風”中詩句。所論“羅衣何飄颻”即為曹植的樂府詩《美女篇》中詩句。在此，有兩點值得我們關注：一是《詩格》非常注重作詩時用字的輕清重濁。如他認為第一字與第五字須輕清，其中第三字縱使重濁也無妨，並舉曹植詩句“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來明之。且若五字皆用輕清之字，或皆用重濁之字，都會影響到詩的效果，如此就會使得詩句或輕飄無所止處，抑或音重暗濁。“文意論”條有云：“凡文章體例，不解清濁規矩，造次不得製作。製作不依此法，縱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詩格》“調聲”條亦云：“律調其言，言無相妨。以字輕重清濁間之須穩。至如有輕重者，有輕中重，重中輕，當韻之即見。且“莊”字全輕，“霜”字輕中重，“瘡”字重中輕，“床”字全重。如“清”字全輕，“青”字全濁。詩上句第二字重中輕，不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為一管。上去入聲一管。上句平聲，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下句平聲。以次平聲，以次又上去入;以次上去入，以次又平聲。如此輪迴用之，直至於尾。兩頭管上去入相近，是詩律也。”可見，《詩格》關於用字的輕重清濁與四聲的斟酌頗為講究，它直接涉及詩律的和諧。二是《詩格》在用字輕重之間，還講究以聲律來協調，並舉謝靈運《歲暮》詩句“明月照積雪”(《藝文類聚》卷三)，與曹植《美女篇》詩句“羅衣何飄颻”來明之。關於聲律，《詩格》另有論及，曰：“樂府者，選其清調合律，唱入管絃，所奏即入之樂府聚之。如《塘上行》、《怨詩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是也。”《詩格》認為樂府選清調合律，唱入管絃。再如“論文意”條所云：“夫詩格律，須如金石之聲。《諫獵書》，甚簡小直置，似不用事，而句句皆有事，甚善甚善。《海賦》太能。《鵩鳥賦》等，皆直把無頭尾。《天台山賦》能律聲，有金石聲。孫公雲‘擲地金聲’，此之謂也。”[4](p168)《詩格》認為，作詩用字輕重、清濁之間須穩;同時又須以聲律協調，律有金石之聲者為佳作。在此方面，《詩格》對曹植的《雜詩》、《美女篇》等詩顯然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次，《詩格》論及勢對時對曹植的《贈王粲》與《七哀詩》有批評。《詩格》“勢對例五”條曰：“一曰勢對。二曰疎對。三曰意對。四曰句對。五曰偏對。勢對一。陸士衡詩：‘四座鹹同志，羽觴不可筭。’曹子建詩：‘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以‘多念’對‘百憂’，以‘鹹同志’對‘不可筭’是也。……句對四。曹子建詩：‘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此段所論“四座鹹同志，羽觴不可筭”為陸機詩《擬今日良宴會“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為曹植詩《贈王粲》;[12](p451)“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即曹植的《七哀詩》。《詩格》認為，“對”作為詩法之一，有諸多對法：如勢對、疎對、意對、句對與偏對等五種。在“勢對一”條中，論及陸機詩與曹植《贈王粲》，認為詩中的“多念”與“百憂”對，“鹹同志”與“不可筭”對。在“句對四”條中，論及曹植的《七哀詩》中“浮沉各異勢”句與“會合何時諧”句對。《詩格》所論關於“對”的作詩之法頗為講究，正如《詩格》“論文意”條所云：“夫詩，有生殺回薄，以象四時，亦稟人事，語諸類並如之。諸為筆，不可故不對，得還須對。夫語對者，不可以虛無而對實象。若用草與色為對，即虛無之類是也。”[4](p168)他認為，“對”有四時與人事之對，有虛無與實象之分。此外，《詩格》還有云：“凡文章不得不對。上句若安重字、雙聲、疊韻，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名為離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為缺偶。故梁朝湘東王《詩評》曰：“作詩不對，本是吼文，不名為詩。”)除此之外，《詩格》還有關於語勢與對之論，曰：“詩有意好言真，光今絕古，即須書之於紙;不論對與不對，但用意方便，言語安穩，即用之。若語勢有對，言復安穩，益當為善。”以上又從作詩時用字之輕重、雙聲疊韻以及用事、語勢等方面，來對詩“對”加以規範，聽持詩之“對”法不可謂不嚴格。然而，至於曹植的《贈王粲》與《七哀詩》等詩，《詩格》所評顯然認為曹植用之得法。
再次，《詩格》從比、興方面還評及曹植的《雜詩》。“文意論”條曰：“詩有平意興來作者：‘願子勵風規，歸來振羽儀。嗟餘今老病，此別恐長辭。’蓋無比興，一時之能也。詩有‘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則曹子建之興也。阮公《詠懷詩》曰：‘中夜不能寐(謂時暗也)，起坐彈鳴琴(憂來彈琴以自娛也)，薄帷鑑明月(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蔽君猶如薄帷中映明月之光也)，清風吹我襟(獨有其日月以清懷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近小人也)。’”“願子勵風規”一詩指徐陵《別毛永嘉》詩，詩句“高臺多悲風”則出自曹植《雜詩》(“高臺多悲風”篇)。在此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詩格》認為詩有時要憑藉於比興來表達。他認為如徐陵的《別毛永嘉》詩即無比興，大概是詩人一時之意的表現，而諸如曹植《雜詩》(“高臺多悲風”篇)即用了比興，評者就頗為推重。《文選》有題解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為人窮勢。
別京已後，在郢城思鄉而作”，《文選》有注云：“《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在此，具體明確地分析了曹植《雜詩》比興的運用。二是《詩格》非常注重詩之景與意的契合。也正如《詩格》所云：“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絕頂，下臨永珍，如在掌中。以此見象，心中了見，當此即用。如無有不似，仍以律調之定，然後書之於紙，會其題目。山林、日月、風景為真，以歌詠之。猶如水中見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須了見其象也。”在此，《詩格》認為山林、日月與風景皆為意而作。而比興即為達到景與意相融之詩法。《詩格》在對曹植等人詩作的批評之後又云：“凡作文，必須看古人及當時高手用意處，有新奇調學之。詩貴銷題目中意盡。然看當所見景物與意愜者當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詩中由此可見，《詩格》之所以認為徐陵《別毛永嘉》是“蓋無比興，一時之能也”，應該是因為詩人之“意”居多，而無景之比興，有“若一向言意，詩中不妙及無味”之弊，而曹植《雜詩》等詩，景與意透過比興而相融，則可謂是景物與意愜者相兼道矣!比、興作為詩之作法，在《詩格》對詩之起首的探討時也有所論及。
此外，《詩格》從起首景物入興方面對曹植《七哀詩》有批評。《詩格》“起首入興體十四”條曰：“一曰感時入興。二曰引古入興。三曰犯勢入興。四曰先衣帶，後敘事入興。五曰先敘事，後衣帶入興。六曰敘事入興。七曰直入比興。八曰直入興。九曰託興入興。十曰把情入興。十一曰把聲入興。十二曰景物入興。十三曰景物兼意入興。十四曰怨調入興。……景物入興十二。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詩格高，不極辭於怨曠，而意自彰。”[4](p174)《詩格》認為詩之起首，有十四種方法：有感時入興、引古入興、犯勢入興、先衣帶後敘事入興、先敘事後衣帶入興、敘事入興、直入比興、直入興、託興入興、把情入興、把聲入興、景物入興、景物兼意入興與怨調入興等。其中在“景物入興十二”中論及曹植的《七哀詩》，並認為此詩詩格高，辭不極於怨曠，而詩意彰顯。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二：一是《詩格》注重詩之詩格的高低，而意之高下為判斷標準。如“調聲”條雲：“凡四十字詩，十字一管，即生其意。頭邊廿字一管亦得。六十、七十、百字詩，廿字一管，即生其意。語不用合帖，須直道天真，宛媚為上。且須識一切題目義最要，立文多用其意，須令左穿右穴，不可拘撿。作語不得辛苦，須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為之格高，意下為之下格。)”可見，《詩格》注重詩意之天真、自然，推重風格的委婉與蘊藉;意高為格高，意下為格下。二是《詩格》認為曹植《七哀詩》是景物為詩之起首入興，雖無極於怨語飾藻，而其意自彰，故評此詩為詩格高。可見，《詩格》除了注重詩意的高下，又與前面所述重詩之景與意相契合的詩學思想相一致。正如“論文意”條另有云：“夫文章興作，先動氣，氣生乎心，心發乎言，聞於耳，見於目，錄於紙。意須出萬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攢天海於方寸。詩人用心，當於此也。”目見之象，作為詩意之興，其意本乎物象，了見其象，詩意出乎萬人之境，詩格自高矣!《詩格》所評曹植《七哀詩》即為如此。
三、“詩有五趣向”：從總體風格等方面對曹植詩的批評
首先，《詩格》“詩有五趣向”條評及了曹植的《函京》詩。“詩有五趣向”條曰：“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閒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高格一。曹子建詩：‘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詩格》認為，詩有五種趣向，即指詩有五種總體風格：即高格，古雅、閒逸、幽深與神仙等。高格，同上所論，指詩意高，即詩之立意高遠，意境壯闊;古雅，側重指詩之含蓄雅緻;閒逸，側重指詩之恬淡優雅的情趣：幽深，側重指詩之意蘊深遠;神仙，側重指詩之颻逸空靈的總體風格。而《詩格》在此所評詩句“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即為曹植詩《函京》，於曹植的《函京》詩，他認為其屬於高格。《詩格》關於高格的論述，“論文意”條有云：“用意於古人之上，則天地之境，洞焉可觀。古文格高，一句見意，則‘股肱良哉’是也。其次兩句見意，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詩，四句見意，則‘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又劉公幹詩云：‘青青陵上松，瑟瑟谷中風，風弦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此詩從首至尾，唯論一事，以此不如古人也。”由此可見，《詩格》認為詩之格高，在於“一句見意”，而其之所以評曹植《函京》一詩為格高，則跟此詩句“兩句見意”不無相關，尤其是，詩句中“馳馬”一詞，又將詩人想快些抵達京城的急切心情躍然紙上!以上當為《詩格》謂之其高格之主要原因。
其次，《詩格》“常用體十四”條對曹植《贈丁翼》有評價。“常用體十四”條曰：“一曰藏鋒體。二曰曲存體。三曰立節體。四曰褒貶體。五曰賦體。六曰問益體。七曰象外語體。八曰象外比體。九曰理入景體。十曰景入理體。十一曰緊體。十二曰因小用大體。十三曰詩辨歌體。十四曰一四團句體。……褒貶體四。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此褒體也。劉越石詩：‘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此貶體也。”《詩格》將詩分為十四種常用體，分別為：藏鋒體、曲存體、立節體、褒貶體、賦體、問益體、象外語體、象外比體、理入景體、景入理體、緊體、因小用大體、詩辨歌體與一四團句體等。其中在“褒貶體四”中評及曹植詩《贈丁翼》，認為詩句“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為褒體，將之與劉琨詩《重贈廬諶》比較批評，認為劉詩則為貶體。
此外，《詩格》“詩有六貴例”評及曹植的《贈王粲》一詩。“詩有六貴例”條曰：“一曰貴傑起。二曰貴直意。三曰貴穿穴。四曰貴挽打。五曰貴出意。六曰貴心意。……挽打四。曹子建《贈友人》：“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4](p188)在此，《詩格》認為詩有六貴例，分別為：貴傑起、貴直意、貴穿穴、貴挽打、貴出意、貴心意等。在“挽打四”中，舉曹植《贈友人》，即《贈王粲》為例以明之。
綜上所述，《詩格》在用字、聲律、勢對、比興以及詩之總體風格等方面對曹植詩進行了批評，並對曹植的詩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認為曹植詩“氣高出於天縱，不傍經史，卓然為文”，認為其詩注重用字輕清重濁的斟酌之間，還講究以聲律來協調，並認為其詩講究勢對、比興與起首景物入興等手法的運用以及詩意的高格、褒貶體的區分與其他詩之作法等。由此也折射出王昌齡的一些詩學思想，諸如其重自然而反對藻飾、重用字的清濁與詩律以及重勢對、比興與詩格等詩學主張，體現出唐代批評者對詩之作法的關注及其獨到見解。因此，儘管《詩格》的部分內容真偽莫辨，但考察其對曹植詩的批評，對於探討曹植詩在後世的批評以及王昌齡的詩學思想仍有著重要的詩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