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峰》王安石原文註釋翻譯賞析

《登飛來峰》王安石原文註釋翻譯賞析

  作品簡介

  《登飛來峰》是北宋文學家、政治家王安石創作的一首七言絕句。詩的第一句中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對前途充滿信心。詩的後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雲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作品原文

  登飛來峰⑴

  飛來山上千尋塔⑵,聞說雞鳴見日升⑶。

  不畏浮雲遮望眼⑷,自緣身在最高層⑸。

  作品註釋

  ⑴飛來峰:有兩說:一說在浙江紹興城外的林山。唐宋時其中有座應天塔。傳說此峰是從琅即郡東武縣飛來的,故名飛來峰。一說在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前。

  ⑵千尋塔:很高很高的塔。尋,古時長度單位,八尺為尋。

  ⑶聞說:聽說。

  ⑷浮雲:在山間浮動的雲霧。望眼:視線。

  ⑸緣:因為。

  作品韻譯

  聽說在飛來峰極高的塔上,雞鳴時分可看到旭日初昇。不怕浮雲會遮住我的視線,只因為如今我身在最高層。

  作品散譯

  飛來峰頂有座高聳入雲的塔,聽說雞鳴時分可以看見旭日升起。不怕層層浮雲遮住我那遠眺的視野,只因為我站在飛來峰頂,登高望遠心胸寬廣。

  創作背景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詩人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詩人只有三十歲,正值壯年,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表達寬闊情懷,可看作實行新法的前奏。

  作品鑑賞

  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誇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後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雲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有寫峰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雲:“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閒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雲:“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後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這與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似。前者表現一個政治變革家撥雲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後者表現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勵之意。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銘。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後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註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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