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別薛華》原文翻譯賞析
王勃《別薛華》原文翻譯賞析
《別薛華》與一般五言律詩借景抒情的方法不同，是以敘事直抒胸臆。
《別薛華》
王勃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
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譯文】
送了一程又一程前面有很多艱難的路，匆匆忙忙只有一人去尋路。
在千里的行途中悲涼失意，寂寞冷落會摧垮人生不過百年的身體。
你我的心情都是漂泊不定，我們的生活同樣悽苦辛酸。
不論是離開還是留下，都會是對方夢中出現的人。
【賞析一】
唐乾封元年(666)，王勃17歲，進入沛王府任修撰，奉命撰寫《平臺秘略》。寫完後，沛王賞給他帛50匹，十分賞識他。王勃少年得志，可惜好景不長。據《舊唐書·王勃傳》記載，總章二年(669)，“諸王鬥雞，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被逐出沛王府時王勃年僅20歲。他在《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中說：“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嶽，坎坷於唐堯之朝，傲想煙霞，憔悴於聖明之代。”對自己的被驅逐，他心中懷著一腔悲憤。當年五月他離開長安南下入蜀，後來客居劍南兩年多，遍遊漢州、劍州、綿州、益州、彭州、梓州等地。在此過程中，他對現實生活有了新的深切的感受，寫下了一些影響深遠的詩文。《別薛華》就是其中一首。
【賞析二】
王勃(650—676)初唐詩人。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稷山、河津一帶)人。祖父王通是著名學者。六歲能文。高宗麟德三年及第，授朝散郎。咸亨中，任虢州參軍，不久因事革職。上元二年(675)，往交趾探視父親(時任交趾縣令)，經南昌，作《滕王閣序》。次年八月，渡海溺水，驚悸而死。年僅二十七歲。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共稱“初唐四傑”。擅長五古，創作上反對浮豔詩風，努力拓展題材領域，其風格清新流暢，有《王子安集》。
【賞析三】
抒寫離情別緒之作，歷代詩歌中不計其數。但是，“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劉熙載《藝概·詩概》)。《別薛華》則堪稱是一首含意雋永，別具一格，意境新穎的送別詩。
首聯即切題。“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是說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艱難的路。當友人踽踽獨去，沿途問路時，心情又該是多麼的惶惶不安。此聯中一個“窮”字、一個“獨”字，真乃傳神之筆：窮路悽孤送摯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僅僅是作者，也是遠行人──薛華心情的真實寫照，語意雙關。
頷聯和頸聯俱是工穩而妥貼的對子。近體詩到初唐“四傑”手中，已日臻成熟，從此詩亦可略窺一斑。
頷聯“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緊承上聯“窮路”、“問津”而深入一層述說：在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顆悲涼失意的心作伴，這簡直會拖垮人生不過百年的孱弱身體。詩中“千”字極言其長，並非實指。這二句是作者發自肺腑之語。王勃早年因“戲為檄英王雞文”，竟觸怒了唐高宗，從此不得重用。此詩是王勃入蜀之後的作品，時年僅二十出頭，仕途的坎坷，對於王勃這樣一個少年即負盛名，素有抱負，卻懷才不遇、不得重用的人來說，其感慨之深，內心之苦，是可以想見的。所以，詩意就不能僅僅理解為只是在向遠行人指出可能會遭受的惡運，其實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親身感受到的.切膚之痛。
寫到這兒，作者仍覺得意猶未盡，還不足以傾訴心聲，更不忍與知音就此分手，於是又說：“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意思是：你我的心情，都象浩渺江水上漂泊不定的一葉小舟;而生活呢，也是一樣的辛酸悽苦。這一方面是同情與勸慰對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離別卻又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就順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聯“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兩句：離開的人，還是留下的人，彼此都會在對方的夢中出現。杜甫《夢李白》的“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便是這個意思。而這篇在訣別之時，斷言彼此都將互相入夢，既明說自己懷友之誠，也告訴對方，我亦深知你對我相思之切。“俱是夢中人”的“俱”字，似乎雙方對等，而由作者這方面寫出，便佔得了雙倍的份量。
【賞析四】
袁枚說：“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豔。”(《隨園詩話》)此話說得不確的地方是，情和景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但是，就“言情難”而言，把這段話用在王勃這首詩中倒是十分妥貼的。由於此詩講究匠心經營，反覆詠歎遭遇之不幸，仕途之坎坷，絲絲入扣，字字切題，又一氣流轉，綴成渾然一體，確是感人至深。據作者《秋夜於錦州群官席別薛昇華序》所說，作者不僅和薛是同鄉、通家，也是良友;又據《重別薛華》一詩來看，兩人之間確有非同一般的深情厚意。而此時王勃正當落魄失意之際，不平則鳴，因此，面對摯友，他以肺腑相傾。寫法上，詩不著意寫惜別之情，而用感人的筆觸，抒發了悲切的身世之感，使人感到這種別離是何等痛苦，更顯出這對摯友的分手之難。詩中所蘊含的深邃而綿邈的情韻，堪稱自出機杼。這首詩與作者的另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相比，雖題材同為送別，而風格情調迥異，前後判若兩人。這是由於作者在政治上屢遭挫折，未能擺脫個人的哀傷情緒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