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愛國英雄文天祥之死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道號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廬陵人，宋末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與陸秀夫、張世傑並稱為“宋末三傑”。下面是小編帶來的宋朝愛國英雄文天祥之死相關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公元1283年，歷史意義上的南宋作為一代王朝已於三年前隨著陸秀夫的厓山一躍宣告滅亡，於是此時的中國紀年便名正言順地記為元至元十九年。也許還有一個人直到此時仍固執地認為大宋還活在他的丹心、血液和骨頭裡;也許這個人還時常為那個享國日短的末代皇帝趙昺南向而泣，並且替他擬定他應得而未得的廟號以盡君臣之義;甚至違背常理地把他生命中的這最後一年記作宋祥興五年……既往的空白和汗青的沉默讓“也許”充斥了想象的空間，而我們確鑿知道的只是這個人的名字以及此後八百年間每至民族危亡時就會被人想起的他的事蹟和詩文。事實上這一年，準確地說是三年多來，他只是燕京兵馬司土牢裡的一名與眾不同的囚犯。

　　時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廬陵(吉州)一個家底殷實但不富有的讀書人文儀，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親。不錯，這個廬陵就是《醉翁亭記》裡的那個“廬陵”，但在文儀時代，讓每個廬陵人驕傲的還不是時常提及的這篇文章，而是塑在鄉賢祠裡為同鄉後輩奉為精神導師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節”：歐陽文忠公(歐陽修)，楊忠襄公(楊邦義)，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簡公(胡銓)，楊文節公(楊萬里)。和所有的父親一樣，文儀對這個兒子寄予厚望，並因為自己忝為讀書人卻未能躋身仕途為國效力，便把這種理想和責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兒子的身上。據說這個孩子降生的時候，文家屋頂上雲霞籠罩，於是文儀的兒子就叫做雲孫，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貢後，以天祥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設身當時怎麼看都是個好名字。歷史會證明給我們看，這個名字的主人將會怎樣把這個名字從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說變成真真正正的事實。假如從德佑二年(1276)伯顏大軍進駐皋亭山虎視臨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掙扎著延續了兩朝四年。因為在宰相陳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渙散，恭帝年幼，謝太后一個婦道人家束手無策只知啼哭的混亂局面下，冷靜地提出二王(益王趙昰，也就是後來的端宗;廣王趙昺，也就是末帝)南走儲存宗室的主張的正是文天祥。

　　寶佑四年(1256)，年僅弱冠的文天祥赴臨安應試，集英殿上暮氣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時，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應麟“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的評語在耳，一篇洋洋萬言、切中時弊、鋒芒十足的殿試對策在目，再加上這個極有吸引力的名字(這不是信口胡謅，晚清慈禧也做過這樣的事)，一閃念間，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這個年輕人真的能夠挽回大宋頹勢的國運嗎?

　　千萬不要懷疑一個封建帝王對他的國家的關切是否出於純真!換個角度想，在天下為家的社會里，還能有誰比皇帝更關心這跟他姓的萬里江山呢?這不僅是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聚寶盆，而且是他的權威賴以確立和傳諸子孫的根本，更是千辛萬苦的祖宗留下的神聖遺產，一個出身和教育都無比高貴的男人千載之後立於卷卷史書的顏面。——當然，由於所在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對的誘惑要遠遠超過這些，比如女人、書畫、音樂、詩詞，甚至搗鼓鐘錶。誰還能沒有點小愛好呢?而他們的大多數意志又不是那麼堅強。不過諸位倘若因此便以為皇帝並不在乎自己的'國家的話就錯了——理宗皇帝提起那隻象徵最高權力的硃筆，輕輕一鉤便把考官呈報名單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為狀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經很難想象中了狀元，尤其是宋代的狀元是何等風光的一件事。天子門生的榮耀，滿朝親貴的青睞，普天下妙齡女子暗許的芳心，以及各級地方長官接連而至的宴請(這甚至是國家定製)，大宋朝最偉大將軍的凱旋儀式相比之下也會黯然無光。聞喜宴上，意氣風發的文天祥即興賦詩道：“於皇天子自成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化，昇平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長久，須使生民見泰通。第一臚傳新渥重，報恩唯有厲清忠。”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閒平步上青天”(宋代進士科實際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說漢唐之時，文人儒生還須到邊庭風餐露宿建立軍功才能實現其封侯之夢的話，那麼到了守內虛外的宋代，進士及第就已經踏上了通往極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將狄青以大功入樞密(這已經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輕視，無處訴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進士出身耳”。這樣，在紫袍和紅袖的海洋裡，任是儒學修養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輕狂飄飄凌雲起來，憑著優厚的俸祿，和宋代許多名臣如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一樣，過上了舒適的生活，養了一大群歌伎。

　　國家命運總是在一種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駛於歷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們無法確定座標的某一點轉向其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於公平的原則，某種對當事人而言無跡可循，無徵可求，有人稱為規律，有人稱為天意的東西，會在這艘船上安排一兩個視力極好的瞭望員，或者經驗極豐富的老水手，並讓他們來意識到這一點的存在。於是，他們會驚駭地發出種種警報，做出種種可怕的預測，提出種種可能的方案(儘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長，則害怕轉舵所激起的浪花會攪擾他們的清夢而寧願相信那隻不過是杞人憂天或是別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夠從高空來俯視這條航道，他一定會發現大宋這條破船在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千丈飛瀑的最邊緣。回顧宋代的歷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兩個為當時許多人痛罵而為後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範的慶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頓武備、重視農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廢止;三十年後王的新政包括政治、軍事、農業、工商、文教等，其深廣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評判仍讓人驚歎不已，辛苦經營五年有餘，還是隨著神宗的死而徹底付諸東流。

　　多年以後，文天祥在獄中痛定思痛時，想起慶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實施新政的綱領性檔案《答手詔條陳十事》，仍覺字字切膚、句句刻骨：“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我國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浸。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這哪裡是一份奏摺，分明是滿紙的忠心碧血!此時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開慶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軍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書》(文天祥的改革主張在其《殿試第一策》亦有陳述，但高考作文寫得再好也不會影響國家決策，故不算)的不被採納並不是他個人的不幸。他只不過喪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個機會，而大宋卻喪失了它自救的最後一個機會。

　　後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時候，感慨間寫了這麼兩句詩：“捧土障洪河，一繩維大廈。”(杜光薦《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慼慼。從開慶元年被貶到空坑戰敗海豐被俘，十幾年的時間裡文天祥東奔西走殫精竭慮所從事的，無非就是一個醫生對一個絕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樣也面臨著在那樣的境況下醫生所面臨的道德難題：延長其生命同時增加其痛苦，抑或是減少其痛苦同時結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麼無庸置疑，他應該怎麼做才能既對得起國家，又對得起軍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這是一個天大的難題。可以想見，即便文天祥的腦子裡偶爾閃現過“隨他去吧”這樣的念頭，也會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觀念和價值體系所扼殺，並繼之以深深的內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華夷不兩立，只有以夏變夷者，豈有以夷變夏者?夷狄又是什麼?茹毛飲血畜生一樣的東西……任何務實的考慮在這個以道德為至上的國度裡，都會在一些今天看來很可笑的判斷面前不堪一擊。文天祥的選擇只能有一個，否則也不會有今天我們知道的文天祥。儘管他的選擇需要付出的代價不僅是個人的，還有這片古老土地在戰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於是，一個事實上並不會耍刀弄槍的文官穿上了甲冑，跨上了戰馬，開始為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後一個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們能夠充分孤立地、拋開時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體因素，把文天祥僅僅作為一箇中國傳統計程車人來看他仕途進步的話，竟可以說他是一個幸運兒。由狀元而宰相，出將入相，歷代無數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這兩個夢想，都被文天祥實現了。遺憾的是，我們所拋開的一切無疑都要重重地壓在他的身上，從而使這種幸運異變成十足的不幸。

　　德佑二年(1276)，因為陳宜中的出逃，朝中無人主持大局，文天祥臨危被授右丞相兼樞密使，滿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營請降。此後便是我們在《〈指南錄〉後序》裡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歷險過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遙望港(這個港口因為紀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歸到福州時，正趕上陳宜中和張世傑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為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單從職務上看，文天祥似乎是軍政大權集於一身，而實際的權柄卻操縱在陳、張二人手裡。由於他們的排擠，文天祥在中央無法施展，被迫自請到江西設都督府聚兵。在一無錢糧、二無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蹟般地起兵十萬，轉戰江西，收復了不少州郡。就是這區域性的“中興氣象”，迅速吸引了元軍主力的注意力。元軍主將張弘範暫緩了對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擊，重兵圍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隊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豐五坡嶺被俘。

　　宋元最後一戰，也就是厓山海戰爆發之時，文天祥正被執押在元軍舟中。就在前幾天，張弘範還請他修書勸降張世傑，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並寫《過零丁洋》做答，張便不再多言。眼睜睜看著張世傑麾下數千戰艦以保守的陣型、低落計程車氣在元軍的凌厲攻勢下檣傾楫摧、灰飛煙滅，文天祥頓足捶胸痛哭流涕，掙扎著想要投海自盡，被人攔住。

　　南宋的滅亡對文天祥的打擊之大，無異於一個建築師親眼看著自己傾畢生心血的建築轉瞬間轟然倒塌。對於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節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決定性理由。那麼當這種意義與價值賴以寄託的載體突然失去時，痛苦與彷徨間最容易產生的解脫念頭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尋機投水。待明白由於元軍的嚴加防範，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開始絕食。又由於元軍看守採取強行灌食的辦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讓押解人員鬆了一口氣的是，從第九天開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復進食了。對這一轉變，人們的理解自然不會是文天祥受不了艱難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經歷的種種磨難相比，這根本算不了什麼，而惟一合理的解釋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託。

　　自先秦以降，中國士人階層的人生價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個層面上盤旋。

　　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裡，其側重又有所不同。趙宋革五代之亂而建，而唐末五代以來頹廢計程車風、敗壞的道德給繼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飭封建倫常、恢復社會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歷史任務。因此，從建國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階層自身都把道德建設放在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在復興儒學和重整倫常的時代氛圍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價值取向也從整體上發生了轉變，即從漢唐士人對功名的追求轉向對道德主體精神的弘揚，立德上升為人生價值的首位。這一點對我們理解文天祥此後的行為有著根本性的意義。在國家危亡之際，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只能是糊塗蟲的救國良方，所以文天祥從戎起兵;而國家滅亡之後，文天祥作為丞相的職責客觀上已不復存在，經過短暫的茫然狀態，對道德名節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臨著兩個選擇：一是以殉國的名義自殺，這是很多人採取的辦法，相對也比較簡單;二是活著抗爭到底。

　　實際上，這都是極具挑戰和風險的道路，因為未來會發生什麼是誰也無法預料的。似乎和許多傑出的人物喜歡透過艱難的途徑以證明自己一樣，文天祥選擇了後者。因為一直被關在船上，其實，文天祥並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處都貼了漢族儒生寫給自己的“生祭文”。他們想要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擔心到了北方以後文天祥萬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誘，所以就想透過這種方式來敦促文天祥自殺。文天祥的最終表現自然是令他們滿意的，但單有文天祥的一廂情願還不會有兵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鐮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鐮的角色則要由元世祖忽必烈來扮演。這兩個人可以說是兩種不同意義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貢獻最終上升為中華民族精神肌體的一顆沉鬱而堅強、悲壯而慷慨的細胞;而忽必烈在功業上的建樹則使中國的版圖達到空前絕後的規模，此後八百年裡的中國再也沒能像在他手裡那樣讓整個世界都為之戰慄。

　　作為一個蒙古勇士，忽必烈有著壯碩的軀體、飽滿的面龐和濃密的鬍鬚。廣闊的草原給了他豪邁的性格和豁達的胸襟，對忠貞之士有著天然的敬意和親近感。作為一代霸主，忽必烈沒有唐玄宗的文采風華，也沒有清聖祖的滿腹詩書。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類似於那些出身低賤的漢族君主，善於延攬人才，待之以誠，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祿是他成功的秘訣，他很早就留心結交甚至強請漢族士人。《元史·世祖紀》說他“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內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說他“聞唐太宗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過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鐵騎可以輕易踏平一座城市卻不能讓它繁榮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讓無數的南人恐懼卻不能讓他們忠心臣服。他需要一個配得上他的大帝國和他這個大皇帝的左膀右臂。於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問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群臣的回答其實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斷。他下決心要把文天祥收為己用，甚至樂觀地認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盡窩囊氣的文臣武將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龍活虎起來一樣，文天祥也會很快成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後有五次對文天祥的勸降活動(不包括書信方式)。第一次的創意是最失敗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臨安被圍時投降的留夢炎。留夢炎的經歷和文天祥有點相似，都是狀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據此以為他們倆應該比較有共同語言。豈料文天祥對這等忘恩負義的軟骨賊最是痛恨不過，留夢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個被派去的是已廢的宋恭帝，忽必烈覺得既然文天祥對大宋那麼忠心，宋恭帝的話他總該會聽。殊不知文天祥所忠於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個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則採取了另一種應對策略：一見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聖駕南歸重整河山。九歲的小皇帝懂什麼?

　　看到這陣勢，自己也跟著哭起來，來前大人教的話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馬和孛羅。這兩個人其實是不願意去的，他們帶著勝利者的姿態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結果在嫻於辭令的文天祥那裡自然又是討了個沒趣。接下來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親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詩《聞季萬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語。文璧在宋亡之後為保百姓而降無可厚非，文天祥對他並沒有過多地責備，他讓弟弟帶走自己已經整理好的詩文稿，還和弟弟商議把弟弟的一個兒子過繼到自己的名下以繼承香火，因為親兒子都在戰亂中夭亡了，這樣也算對祖宗有了個交待。

　　每一次勸降，對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場鬥爭，無論是同敵人鬥智鬥勇，還是面對親人道義與情感的衝突。五次，總數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裡也不過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時間，文天祥都是與那間土牢為伴。關於這間牢房，文在他的《〈正氣歌〉小序》裡有詳細的記述：“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動床幾……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要說文天祥在那樣的環境下憑著信仰絲毫不以為苦那簡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獨才是正常的。文學是苦悶最美好最優雅的發洩途徑，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餘時間都用來整理舊稿，並不斷創作新的作品。他回憶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懷念死去的親人、戰友和隨從，用詩來記敘、評論、悼念、呼號和高歌。這種方式同時客觀上也作為一種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這樣堅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環境漸漸起了變化。伯顏、張弘範先後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沒有對文天祥既賞識又尊重的重臣了，而這個時候當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經大敗的麥術丁。《宋史》載：“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請殺文天祥的奏摺，他也到了該做出選擇的時候了。三年裡與文天祥間接的多次交鋒，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清楚自己對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動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滿。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這一年的臘月初八決定親自出馬作最後的嘗試。

　　這是兩個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面。文天祥並沒有因為忽必烈的召見而感動，他以外臣之禮長揖不跪，對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謝。最後，忽必烈問：“汝何願?”文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忽必烈無語。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釋重負，他的使命和牢獄生活都快要結束了。

　　他從容地寫了兩首絕命詩交給三年來照顧自己的張千載(毅夫)。張千載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貴時邀而不至，卻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請隨行，三年裡一直照料文的飲食起居。接著文天祥又寫了一篇《衣帶贊》，藏於腰帶間。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處斬。臨刑前，監斬官告訴文天祥此時反悔還可以當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經做完了。遂被斬。數日後，文天祥的妻子歐陽氏前來收屍，在文天祥衣帶中發現了那篇《衣帶贊》。其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死後，宋朝真的是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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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祥的簡介資料：

　　文天祥(12361282) 字宋瑞，二字履善，號文山，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寶佑四年(1256)舉進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長驅東下，文於家鄉起兵抗元。次年，臨安被圍，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奉命往敵營議和，因堅決抗爭被拘，後得以脫逃，轉戰於贛、閩、嶺等地，兵敗被俘，堅貞不屈，就義於大都(今北京)。能詩，前期受江湖派影響，詩風平庸，後期多表現愛國精神之作。文天祥在獄中寫作大量詩詞，《過零丁洋》、《正氣歌》等作品已成為千古絕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存詞不多，筆觸有力，感情強烈，表現了作者威武不屈的英勇氣概，震憾人心。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經典名言：

　　1、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3、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青春豈不惜，行樂非所欲。

　　文天祥的愛國詩：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正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