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楊萬里詩歌創作的階段性
探討楊萬里詩歌創作的階段性
導語：楊萬里詩無疑是南宋詩壇上風格個性最為鮮明的一家。小編將從楊萬里詩風的變化過程入手，對楊萬里詩歌創作的階段性作一些探討。
一
楊萬里詩風多變，幾乎是歷代論者的共識。然而當我們把這些言論排檢一番，卻發現它們大多源於楊萬里的自述。例如南宋後期王應麟說：“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於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注：《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這幾句話照抄楊萬里本人的《誠齋荊溪集序》，僅稍變語氣而已。再如清人黃宗羲說：“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後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荊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注：《安邑馬義雲詩序》，《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65頁。)更是明言轉述楊萬里自序所云。那麼楊萬里自己的總結是否準確呢?讓我們先對他編集和作序的情況檢查一番。
南宋大詩人中存詩較多的有陸游(1125～1210)、楊萬里(1127～1206)、范成大(1126～1193)三人，他們的年歲十分接近。然而際遊的存詩始於18歲時(注：見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卷一《別曾學士》注。)，范成大的存詩始於19歲時(注：見孔凡禮：《范成大年譜》，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41～46頁。)，而楊萬里的存詩卻始於36歲時，此前的詩作千餘首都被他付之一炬了。於是，楊萬里現存詩作的寫作時間跨度不但比不上享年較永的陸游，而且也比不上年壽較促的范成大。楊萬里所存的詩共有4200多首， ⑥《朝天續集》共四卷，其末卷(即《誠齋集》卷三十)中的詩已有作於紹熙元年秋季者，如《秋夕不寐》。然而此集的序卻署曰“紹熙元年四月九日”(《誠齋朝天續集序》，《誠齋集》卷八一)，兩者不符。今按序中稱此集“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而今本《朝天續集》實存詩402首，可見作序在前，編集在後。
從此表可知，這九種詩集中前四種的寫作時間長達25年，而4篇序言卻是在3年之內寫出的，而且是在時隔多年之後才補寫的。於是，楊萬里在詩集自序中對其詩風的轉變過程的自述，就是一種事後的回顧，而不一定是準確的即時感受。錢鍾書先生曾準確地指出，楊萬里“把自己的創作講得層次過於整齊劃一，跟實際有點兒參差不合”。(注：《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頁。)這與楊萬里作序的時間不無關係。
根據楊萬里的自序，其詩風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幾次：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之。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熙丁酉，予詩又變。……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雲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能進否?(《誠齋南海詩集序》，《誠齋集》卷八十)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誠齋荊溪集序》，《誠齋集》卷八十)
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礪鋒按：此事在紹熙元年(1190)]於是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見東南之奇觀。如《渡揚子江》二詩，餘大兒長孺舉似於範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為餘詩又變，餘亦不自知也。(《誠齋朝天續集序》，《誠齋集》卷八一)
上述序言中說到的詩風變化共有四次：(1)紹興壬午(1162);(2)乾道庚寅(1170);(3)淳熙丁酉(1177)、淳熙戊戌(1178)之間;(4)紹熙元年(1190)。讓我們先對其中第一、二、四次進行分析。
第一次變化發生在紹興壬午(1162)，此時楊萬里年36歲。楊萬里說：“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予嘗舉示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恤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貫月，綠雲擾擾水舞苔’、如‘坐忘日月三杯酒，臥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注：《誠齋江湖集序》，《誠齋集》卷八十。)這幾聯是楊萬里舉示尤袤的，當是他所焚去的“千餘篇”中較為得意的句子。但今天看來，它們都是刻意模仿黃庭堅而尚未臻於高境的作品，其中第一、第四兩聯句法生硬，第三聯中“舞”字頗為怪誕，未得黃詩之長處而對其短處則變本加厲，可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第二聯與其說是學黃，倒不如說是學陳師道的，也未見精采。把這些不成熟的少作焚去實為明智之舉，但楊萬里在此後的寫作中仍然在模仿前人，不過改變了模仿物件而已。而且事實上他對“江西體”的模仿也並未從此絕跡，所以此次變化對“誠齋體”的形成沒有起到關鍵的作用。
第二次變化發生在乾道庚寅(1170)，此時楊萬里年44歲。這次變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乾道庚寅年前後所作詩皆收於《江湖集》中，據楊萬里自己所說，《江湖集》所收詩是“學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注：《誠齋江湖集序》，《誠齋集》卷八十。)，又說其順序是“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注：《誠齋江湖集序》，《誠齋集》卷八十。)。由於《江湖集》的時間跨度長達11年，所以上述變化過程應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從現存作品來看，也很難看清乾道庚寅這一年究竟是哪一步變化的關鍵。今檢《江湖集》，從卷五的《庚寅正月送羅季周遊學禾川》至卷六的《夜宿楊溪曉起見雪》是作於乾道庚寅(1170)的，共33首。以後的幾年中作詩更少，乾道七年辛卯(1171)僅作詩5首，乾道八年(1172)作詩14首，乾道九年(1173)也作詩14首，可見在乾道庚寅的“予詩又變”之後，楊萬里的創作並未出現高潮，反倒正處於“作之愈寡”的低潮階段。細察庚寅以後數年間的作品，確有不少七言絕句受到王安石和晚唐羅隱、陸龜蒙諸人詩風的影響，但並無明顯的先後次序。例如作於庚寅年的《戲嘲金燈花上皂蝶》：“花須為飯露為漿，黑霧玄霜剪薄裳。飛繞金燈來又去，不知能有幾多香?”分明是學晚唐詩的。而作於4年之後的《感秋》：“舊不悲秋只愛秋，風中吹笛月中樓。如今秋色渾如舊，欲不悲秋不自由。”卻反而類似王詩。所以所謂的乾道庚寅年詩風之變，並不是楊詩風格演變的明顯標誌。
第四次變化發生在紹熙元年(1190)，此時楊萬里年64歲，詩風變化的代表作是《渡揚子江》二首，范成大、尤袤二人讀此詩而認為楊詩“又變”。今檢這兩首詩見於《朝天續集》卷一(《誠齋集》卷二七)，原詩如下：
只有清霜凍太空，更無半點獲花風。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攜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
天將天塹護吳天，不數殽函百二關。萬里銀河瀉瓊海，一雙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閒。多謝江神風色好，滄波千頃片時間。
方回把第一首選入《瀛奎律髓》卷一登覽類，且評曰：“詩格尤高。”清人紀昀則評曰：“五六極雄闊，自是高唱。”(注：《瀛奎律髓刊誤》卷一。)今人周汝昌先生對此詩的寫作背景和思想意義作了很深刻的分析，指出它們“以表面壯闊超曠之筆而暗寓其憂國慮敵之夙懷，婉而多諷，微而愈顯，感慨實深。”(注：《楊萬里選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頁。)顯然，這兩首詩所顯示的壯闊沉鬱之風與楊詩的主導風格是頗為異趣的。此時楊萬里以煥章閣學士之銜任接伴使，前往淮河迎伴金國的賀正旦使。誠如周汝昌先生所云，“誠齋此一行，寫出了一連串極有價值的好詩，甚至可以說在全集中也以這時期的這一分集(《朝天續集》)的思想性最集中，最強烈。”(注：《楊萬里選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頁。)除了上引二詩外，如《初入淮河四絕句》、《嘲淮風進退格》、《雪霽曉登金山》等都是最能體現楊詩中的時代脈搏的愛國主義傑作。所以楊詩的此次變化首先體現為：在題材取向上由刻畫自然景物轉向反映國勢時事，在風格上也由活潑輕快轉向雄闊沉鬱。由於楊詩的主要特徵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所以此次變化實際上偏離了楊詩的主導風格，是特殊的生活經歷引發的詩風突變，與“誠齋體”關係不大。正因如此，當范成大、尤袤“以為餘詩又變”以後，楊萬里仍說“餘亦不自知也”，意即他對此次詩風轉變並未懷有充分的自覺。
二
經過上面的排除式論證，我們可以肯定楊萬里自己認可的詩風轉變以發生於淳熙丁酉(1177)、淳熙戊戌(1178)年間的那一次為最重要，這是“誠齋體”形成的關鍵。下面讓我們以其創作實際為據，分析一下其自述是否合乎事實。
淳熙四年丁酉四月，楊萬里赴常州知州任。在此之前，他對自己的少作進行了一番整理，編成《江湖集》，認為那些少作都是模仿前人的，並宣告與之決裂。他初抵常州時尚忙於公事，“欲作未暇也”。到了淳熙五年戊戌(1178)的正月，他忽然躍入了全新的創作狀態：
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永珍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誠齋荊溪集序》，《誠齋集》卷八十)
這一段話極受後代論者的重視，大家不約而同地以此為據而論述楊萬里詩風的轉變以及誠齋體的特徵。我也認為這段話很值得注意，尤其是下面兩點：第一，楊萬里此前作詩模仿前人，從那以後則“辭謝”前人，從而結束了模仿階段而開始自創一體。第二，楊萬里此前作詩甚覺艱難，從那以後突然有悟，於是進入了揮灑自如的自由狀態。那麼，這兩點符合楊萬里詩歌創作的實際嗎?它們是否體現了誠齋體的特徵呢?我覺得應該以楊萬里的作品為依據來檢查其自述是否如實，而不應以其自述為依據，先入為主地論述其詩風。下文分別對這兩點進行分析。
首先，按楊萬里所說，他在“戊戌三朝”以後就“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也就是一空依傍地自創新體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即使是他再三宣告早就拋棄的江西體，事實上也是藕斷絲連，始終沒有徹底地“辭謝”。錢鍾書先生說楊“對黃庭堅、陳師道始終佩服”，“江西派的習氣也始終不曾除根，有機會就要發作”(注：《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頁。)，確是一個極為細緻的觀察。論者往往舉出楊萬里晚年推崇黃、陳的許多言論為證，我覺得那也許有推尊鄉賢的動機在內，況且論詩主張不一定與創作實際完全吻合，所以那些言論雖然值得注意，但尚不能算是很堅實的證據。(注：參看拙著《江西詩派研究》第八章《江西詩派的影響》，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235～236頁。)楊萬里在創作中對黃庭堅的藝術造詣有較多的借鑑，甚至對黃詩中一些很獨特的字句也一再模仿，才是真正的證據。例如：
《山谷內集》卷六《詠雪奉呈廣平公》有句雲：“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據說蘇軾曾稱道此聯：“正是佳處。”(注：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金人王若虛對此說極不以為然：“予於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時所傳妄耳!”(注：《滹南詩話》卷中。)此聯確實非黃詩之佳者，但下句用“整整”、“斜斜”形容雪飛之狀，用字甚為奇特。楊萬里對此深為心醉，再三仿效：
卷一《晚寒》：“約雨斜還整，吹花合且離。”(隆興元年1163)
卷三《次主簿叔晚霞》：“卻嫌醉墨欹傾甚，整整斜斜半似鴉。”(乾道元年1165)
卷六《詔追供職學省曉發鳴山驛》：“數店疏仍密，千峰整復斜。”(乾道六年1170)
卷七《醉後拈梅花近壁以燈照之宛然如墨梅》：“整整斜斜樣樣新。”(淳熙二年1175)
又如《山谷內集》卷十五《次韻中玉早梅二首》之二雲：“羅帷翠幕深調護，已被遊蜂聖得知。”任淵注指出這是仿效韓愈《盆池五首》之五：“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注：《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九。)王若虛批評說：“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青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帷翠幕深調護，已被遊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注：《滹南詩話》捲上。)應該承認，王氏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黃詩在句法上確實欠妥。然而楊萬里卻對之頗為心折，兩次仿效，且句法與黃詩如出一轍：
卷一《夜離零陵以避同僚追送之勞留二絕簡諸友》之一：“夜深一葉逃盟去，已被沙鷗聖得知。”(隆興元年1163)
卷二十《寒食雨中同舍約遊天竺得十六絕句呈陸務觀》之一：“遊山不合作前期，便被山靈聖得知。”(淳熙十三年1186)
前一組例子的寫作年代從隆興元年至淳熙二年，幾乎等於《江湖集》的時間跨度。然而據楊萬里自稱，他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就已焚去學習江西體的少作，也即不再模仿江西體了。後一組例子則下及淳熙十三年，此時上距楊萬里“辭謝”前人的淳熙丁酉(1177)已達九年，下距他寫《誠齋荊溪集序》的淳熙十四年(1187)也只有一年了。可見楊萬里雖然在理論上以“辭謝”前人自期、自許，在創作上卻並未完全做到這一點。楊詩中模仿陳師道、王安石詩風的情況也與之類似，茲不贅述。
其次，據楊萬里所說，他在“戊戌三朝”以後作詩“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按陸機《文賦》雲“思軋軋其若抽”，形容文思艱澀之狀。而“瀏瀏”則謂順暢無礙，從“軋軋”到“瀏瀏”，顯然是一種飛躍。那麼，楊萬里的創作果真在此時發生了此種突變嗎?從作品的數量來看，似乎確有其事。我對今存楊詩各集按時間作了數量分析， 從《江湖集》的每年67首，一躍而為《荊溪集》的每年258首，其寫作速度確實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這個速度在此後的15年也即其創作盛期中，也沒有太大的跌落。除了紹熙元年(1190)至紹熙三年(1192)楊萬里往淮河迎伴金使的特殊人生經歷激發了第二次創作高潮(編詩為《朝天續集》和《江東集》外，結集為《荊溪集》和《西歸集》的2年零9個月就是他一生中作詩速度最高的時期了。
然而僅僅從寫作速度來判斷詩人的創作狀態是不夠準確的，因為正如楊萬里所云，他在“戊戌三朝”之前的半年間作詩甚少是由於“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往日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而“戊戌三朝”卻“少公事”，故而詩思泉湧，環境的閒暇與否是作詩多寡的重要原因。那麼，從詩人的心態來看，楊萬里是否真的在“戊戌三朝”以後忽然從“軋軋”之境躍入了“瀏瀏”之境呢?讓我們仍以其作品為根據來進行分析。
在“戊戌三朝”以前，楊萬里經常說到自己苦吟的情形，例如：
卷一《立春前一夕二首》之一：“拈鬚真浪苦，呵筆更成揮。”(紹興三十二年1162)
卷一《仲良見和再和謝焉》：“不辭拈鬚斷，只苦句難安。”(隆興元年1163)
卷七《謝傅宣州安道郎中送宣城筆》：“老裡苦吟翻作拙，拈鬚枉斷兩三莖。”(淳熙二年1175)
不但反覆說到苦吟，而且反覆使用“拈鬚”這個形容苦吟的陳辭(注：唐盧延讓《苦吟》：“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全唐詩》卷七一五)是形容苦吟的名句。)，這當然不免有些誇張，但至少可見楊萬里時時陷於屬思艱澀的窘境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戊戌三朝”之後的楊詩中仍有類似的情形，例如：
卷十二《書莫讀》：“吟詩個字嘔出心。”(淳熙六年1179)
卷十二《春夜孤坐》：“老來覓句苦難成。”(淳熙六年1179)
卷十四《中秋病中不飲》：“自笑獨醒仍苦吟，枯腸雷轉不禁搜。”(淳熙六年1179)
卷二七《湖天暮景》：“雕碎肝脾只坐詩。”(淳熙十六年1189)
卷四二《淋疾復作醫雲忌文字勞心曉起自警》：“荒耽詩句枉勞心，懺悔鶯花罷苦吟。也不欠渠陶謝債，夜來夢裡又相尋!”(開禧元年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