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偶然》看人際交往對徐志摩詩歌氣質
從《偶然》看人際交往對徐志摩詩歌氣質
徐志摩詩歌氣質是什麼呢?主要體現在哪裡呢?下面一起來看看!
一、詩歌《偶然》的再解讀
1926年5月27日《晨報副刊·詩鐫》上發表了徐志摩的詩歌《偶然》: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詩歌名為《偶然》，而“偶然”的突出特點在於:第一，主體與客體的相遇，第二，發生的偶然性。在詩歌中，主體以一片喜愛自由、到處雲遊的“雲”為對應物。這可以說是作者對於自己性格極為生動的比喻。徐志摩曾經為了求學於羅素，不遠千里趕到英國;為了與泰戈爾同遊歐洲，毅然穿越西伯利亞;而為了拜訪仰慕已久的哈代更是煞費苦心:“我是個好動的人”，徐志摩在散文《自剖》中這樣宣告。如此可見，以大自然中飄忽不定的“雲”作為詩人追求自由的象徵是最貼切不過的。在詩歌中，與主體遇合的客體是一片“海”，海總是給人一種廣博無垠之感，而相對於主體“雲”來說更是顯得博大。徐志摩曾說:“我不諱言我的‘英雄崇拜’。山，我們愛踹高的;人，我們為什麼不願意接近大的呢?”的確，在徐志摩短暫的一生中，他以一種超乎常人的熱情，攀登、瞻仰思想界、文學界的“高峰”。他與羅素、泰戈爾、哈代等舉世矚目的著名學者、詩人有過人生交會，並熱情翻譯他們的詩歌和思想。到處飄遊的“雲”偶然遇見博大的“海”，投影在其中，這種偶然讓人充滿訝異，又充滿歡喜。但這種相遇相知又是極其短暫的，比如徐志摩與哈代本人的交往還不到一小時。偶然得見思想廣博之人，但相聚的時光總不免顯得過於匆匆，仔細回味好像充滿遺憾，所以詩人寫道:“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明明不想忘記，但為了發洩心中的遺憾，詩人偏如此寫;詩人提醒自己下一次有如此偶遇之時，且也無須訝異，更無須歡喜，人生聚散都是如此。因為詩人明白，重要的不在於交往的時間的長短，而是那彼此交會時所放出的難忘的“光亮”，而詩歌的情緒也從遺憾憂鬱的表象中微露積極色彩。《偶然》作為徐志摩詩歌代表作之一，其詩歌的獨特氣質也在其中得到了完美地體現:對於自由的熱愛，自然意象的貼切使用以及在憂鬱詩緒中暗含的積極，這三者和諧地出現在《偶然》中，也匯聚成了徐志摩詩歌永恆的精神之光。當他不遠萬里去追隨羅素追隨現代文明時，自由在他的心中紮下了根;而他與大自然的親密也讓他自然地親近了泰戈爾;當他翻譯哈代時，像是偶然但又實屬必然地濡染了哈代的憂鬱。這些看似駁雜的詩緒，交匯成詩人徐志摩獨特的詩歌氣質。
二、追隨羅素與追隨自由
徐志摩在一篇追憶性的文字中表示:“我到英國是為了要從羅素。”“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銜的引誘，買船要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自由主義是羅素人文思想的核心;而對於人的解放，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戀愛和婚姻自由。羅素一直認為:“愛是賦予婚姻以內在價值的東西”，舊式的婚姻在“現在所要求的彼此自由”的環境中是不應該存在的。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優秀學者們的前沿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徐志摩，讓他的思想逐漸背離了中國傳統，他的興趣也從成為中國的漢密爾頓轉向了文學創作，“是因著他，我才能進劍橋享受這些快樂的日子，而我對文學藝術的興趣也就這樣固定成形了”，“自由”更成為他一生的單純信仰之一。
徐志摩的文學創作是從1921年開始的，至1931年，不過短短十年時間;但詩人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卻創作了200餘首詩歌。在這200首詩歌中，“自由”是徐志摩詩歌矢志不渝地追求，“‘愛牆’內的自由”即對於婚姻戀愛自由的爭取和守護更是在徐志摩詩歌一開始就奠定的立場:《笑解煩惱憂》(送幼儀)。這首詩寫於1922年6月，即徐志摩與原配夫人張幼儀離婚的三個月之後，最初發表於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報副刊《新朋友》上，同時發表的還有一篇《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不難理解，詩歌是以詩人與張幼儀離婚為內容，但詩歌中表達的情緒不可謂不超前。可以說，即使在當今社會也很少有徐志摩這般灑脫的離婚情緒，詩歌中全無絲毫顧慮和不捨，而是一種為雙方解開四千年封建文明“從一而終”“煩惱苦結”的解脫和快樂。這種與離婚相對應的解脫情緒是中國文學中絕無僅有的。而徐志摩之所以會有如此超前的眼光和對於自由毫不猶豫地擁護，其背後與其和羅素、狄更生等著名學者的親密交往當然密不可分。
《笑解煩惱憂》(致幼儀)是徐志摩對自由謳歌的開篇宣言。這宣言中的態度已屬不凡，是對於封建婚姻的最暢快淋漓地反駁，而徐志摩在現代文明的洗禮和羅素等人思想的濡染下，對於自由特別是婚戀自由的極度嚮往，幾乎貫穿了他詩歌創作的始終。在發表於1925年9月5日《現代評論》的《起造一座牆》中，詩人以一種激烈地口吻表達了對於戀愛自由的堅定守護。在詩歌中，詩人以“吹盡滿園的黃葉”的“秋風“和“蛀爛千年的畫壁”的“白蟻”為喻表現出現實環境的惡劣和破壞力;但是詩人告誡自己的戀人:“你我千萬不可褻瀆那一個字，別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而為了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儲存愛的自由，詩人向自己的愛人提出要求:“我不僅要你最柔軟的柔情，蕉衣似的永遠裹著我的心;我要你的愛有純鋼似的'強，在這流動的生命裡起造一座牆”，這與羅素對於一種新式婚姻的探索不謀而合。羅素表示婚姻應該是“既要成為本能的平等的良好工具又要成愛的精神成長平等的幫助的新形式”，而詩人正要建造這樣“一座牆”，在這座用戀人間愛的柔和剛建造起來的牆內，“就使有一天霹靂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愛牆’內的自由!”由此，詩人從對封建婚姻的破壞走向了對於新式婚姻的建造，而“自由”則是他一直要守護的珍寶。
三、親近自然與親近泰戈爾
徐志摩受羅素等人的影響，對於現代工業文明一直持有厭惡的態度。當郭沫若等詩人在詩歌中熱情頌讚著工業文明的內燃機和煙囪時，徐志摩卻在文章中寫道:“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他甚至將工業主義稱為是自殺的方向。由此可見，徐志摩對工業主義的對立態度之激烈幾乎到了反常的地步。他所傾心的一直是美好、純淨的大自然。在他的詩歌中一開始就沒有現代文明的痕跡，展現了一派浪漫的自然田園景象。詩人對於自然的禮讚和青睞讓他與1924年4月訪華的印度詩哲泰戈爾結下了不解之緣。泰戈爾的《新月集》《園丁集》《飛鳥集》深受當時中國文壇詩人、學者們的喜愛。泰戈爾詩歌中營造出來的清新雋永、瀟灑平和、充滿愛和生機的氛圍也深深地感染著一大批新詩的創作者。對於自然的熱愛讓徐志摩樂於親近這位印度詩哲，而泰戈爾詩歌中對於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獨特感悟，又使徐志摩受益頗深。
四、翻譯哈代，濡染憂鬱
在閱讀徐志摩詩歌時，我們會意外地發現，在他的詩歌中還有著與他一貫風格極不協調的憂鬱。如這首寫於1928年的《生活》:“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一道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捫索著冷壁的粘潮……”如此陰鬱的詩句出現在“浪漫派”詩人徐志摩的筆下，簡直不可思議。胡適之是比較早注意到徐志摩詩歌中憂鬱的評論家之一，他曾經將這首詩中驚人的憂鬱歸結為徐志摩生活中的失敗，“志摩最近幾年的生活，他承認是失敗。他有一首《生活》的詩暗慘的可怕”。無法否認，徐志摩後期生活的窘迫對於他詩歌創作風格的確存在著影響。但仔細閱讀就會發現，早在1924年前後，在徐志摩的部分詩作中，就已經流露出比較明顯的憂鬱詩緒，但此時他的生活正處於上升階段，泰戈爾在同一年來華講學，徐志摩出任翻譯並陪伴泰戈爾到處遊覽，一時風頭無兩，如果將這一時期詩歌創作中的流露出來的憂鬱歸因為生活，顯然是不成立的。那麼徐志摩詩歌中的憂鬱究竟從何而來呢?一個常為人所忽視的原因浮上水面:就在同一時期，徐志摩與另一位國際詩人的交往悄然發生著，其詩歌中的獨特詩緒深深地吸引了我們的詩人徐志摩。這位詩人就是英國的哈代，在他的詩歌中遍佈的正是憂鬱和悲觀。徐志摩與羅素、泰戈爾、哈代等舉世矚目的學者和詩人的交往在其一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與世界大師級詩人們的交往中，自由、自然、憂鬱這三股駁雜不同的氣質，逐漸內化為作為詩人的徐志摩的獨特詩歌氣質。在他最為人稱道的詩歌《偶然》《沙揚娜拉》《再別康橋》等詩歌中都有明顯地體現，這也是他的詩歌充滿魅力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