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的君子的人格素養及其形成途徑
《周易》中的君子的人格素養及其形成途徑
《周易》具有極為深刻的積極人格心理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對君子人格素養的概括及其形成途徑的探討。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興起的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為人格心理學研究帶來了一種新趨向，即關注積極人格(positive personality)的研究。Hillson和Marie(1998)在問卷研究的基礎上將積極的人格特徵與消極的人格特徵進行了區分，認為積極的人格特徵中存在兩個獨立的維度：(1)正性的利己特徵(positive individualism，PI);(2)與他人的積極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PR)。前者包括接受自我、具有個人生活目標或能感覺到生活的意義、感覺獨立、感覺到成功或者是能夠把握環境和環境的挑戰，在這些正性的利己特徵中，受到較多關注的是樂觀;後者是指當自己需要時能獲得他人的支援，在別人需要時願意並且有能力提供幫助，看重與他人的關係，並對自己與他人現有的人際關係感到滿意(Medvedova，1998)。用上述眼光進行觀照，中國傳統文化對這種積極人格的探討由來已久，追本溯源可至被尊為“六經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其中蘊含有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積極人格心理學思想，這就是《周易》對君子人格的探討，它主要體現在對君子人格素養的描述和形成途徑的探討兩方面。
1 君子十德：《周易》眼中積極人格宜具備的素養
“君子”在《易經》和《易傳》中所指代的物件是有差別的。《易經》中“君子”一詞共出現20次(呂紹綱，2005)，其中意為具備或追求高尚道德的“君子”有10次，意為古代貴族或士的專稱的“君子”有10次。《易傳》裡“君子”一詞共出現104次，均指道德高尚之人。在《文言傳》開篇中就有一段對“君子”素養的高度概括：“元者善之長人，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貞’。”(周振甫，1991)表明在《周易》看來“仁、義、禮、智”是君子的基本素養。通常認為，《易傳》的作者是孔子及其門生。把本指“貴族”的“君子”理解為“有德之士”與孔子所持的“君子一小人”二分人格型別的觀點(汪鳳炎，鄭紅，2008)是一脈相承的。當然，這種對君子的闡釋方式亦不排除儒家弟子藉助《易經》確立自己的地位，改變了“君子”本義。只不過追求美德也成為後世君子必備的人格精神，所以也少有人追究二者的差別了。之所以說《周易》所講的君子人格即是現代積極心理學所倡導的積極人格，理由至少有二：(1)積極心理學認為積極人格是達致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而《周易》認為君子具備了這些優良素質後方可獲得“利”與“吉”的結果;(2)積極心理學家彼特森和賽裡格曼(Peterson&Seligman，2001)指出，美德是積極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人格力量則是美德的心理因素(任俊，2006)。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在《周易》裡有大量探討。下面就按照《周易・文言傳》中所提四項，以及書中所珍視的另外六項素養逐一進行解析。本文之所以用“素養”一詞，是為了與傳統人格心理學中的“特質”加以區分，意指美德和能力。
(1)仁愛。“仁愛”是《周易》首推的君子素養。《周易》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能夠生髮一切生命，君子的“德”也應像大地一樣厚實來滋養各種天性，將天性轉化成德性。“安土敦乎仁，故能愛”，雖然“仁”字沒有在經文中出現，但在傳文中出現了10次。“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中“道德”的本質體現，“仁”的內涵正是發源於《易經》的坤卦。君子何以用“仁”?《易傳》認為君子應做到“顯諸仁，藏諸用”，“仁”是“有為”的前提。
(2)正義。“立人之道日仁與義。”表明“仁義”是立人的根本，因此“正義”就是《周易》緊隨“仁愛”之後所推崇的君子素養。《周易》中的“正義”有兩層內涵，一為堅守心中的信仰，如《周易・明夷卦》中指出當君子處在黑暗的世道中可以堅持多天不吃不喝，“義不食也”，是道義使他不吃嗟來之食;其二是要體現出“適宜、恰當的行為”，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日義。”這種內涵後來被《中庸》繼承和發揚：“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四書章句集註-中庸》)
(3)知禮。在《易傳》中含有禮義之意的“禮”字出現了7次，《繫辭傳上》說“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把“禮”和“知”看成是天地一樣，對應不可或缺。《乾卦・文言傳》說“嘉會足以合禮”，《大壯卦・象傳》：“君子以禮弗履”，《序卦傳》說“物畜然後有禮。”等等，無不把禮看成君子為人的準則。“禮”作為“遵從一種等級制度”的含義，帶有一定的封建思想的色彩，但其真正的內涵卻是與仁、義緊密相連，仁義是禮的內容，禮是仁義的外在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君子應當懂得“知曉禮節”。
(4)知幾。“知幾”是《易傳》中所強調的比君子擁有更高境界的“聖人”的一項素養。在漢字史上，先有知，後有智，知與智在中國古代可以通用(汪鳳炎，2009)。古文中“知”有“智慧”和“知識”兩種含義。《中庸》中將“智”同“仁”、“勇”視為天下之達德，可見“智”與“德”的密切關係。智慧是才華和品德的合金，而“知幾”正是智慧之中的洞察力的體現，“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面作，不俟終日。”這種洞察力的含義有兩層：一是能從事物各種細微的表面看到問題實質;二是根據所觀察到的徵兆隨時調整自己的行動，做到相機而行，知難而變。具有“知幾”素養的君子是“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者”，“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的人，可以到達“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和“窮神知化”的境界。 (5)自強。“自強”是緊隨仁、義、禮、智之後《周易》最為強調的君子素養。《周易》主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的“自強不息”是對執行不止的天的效法，君子將這種剛健有為內化成自己積極進取的行為，體現了一種勤奮不懈、不言棄的精神。“自強”一面是對《周易》“生生不息”義理的人格化闡釋，具備這種素養的君子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堅持到底獲得成功;另一面也強調獨立人格的保持，正如《蠱卦》上九爻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6)謹慎。《周易》認為“謹慎”是由“自強”生髮出來的一種素養，因為“自強不息”不僅要求君子時時進取，還要求君子時時謹慎。“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最微小的事情能顯示人的靈魂，故君子在獨處的時候要堅持不幹壞事。《周易》對君子謹慎的強調體現在行為和言語中(“慎於言”)，用刑中(“君子以明慎用刑”)以及擇偶中(“君子以永終知敝”)。尤其強調在分辨事物時一定要小心謹慎，《未濟卦・象傳》：“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7)謙虛。“謙虛”是和“謹慎”緊密相關的一種素養，兩者主要的區別在於“謹慎”更多地體現在行為中，而“謙虛”則體現在君子的人格特徵方面。《周易》對君子謙虛的素養十分讚賞，專設《謙卦》探討謙虛的好處。《謙卦》是六十四卦中唯一沒有兇、吝、悔、惡的卦，因為這種素養是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所以“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君子在謙虛時需要注意程度和表現形式上的區分：程度方面，君子要謙而又謙，永不自滿;表現形式上要注意有聲望而謙、勤勞而謙和發奮而謙。
(8)誠信。“誠信”是“謙虛”的保證，“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周易》認為“謙虛”需要以心中的誠意為前提，否則就成了一種形式。“誠信”也是《周易》極為看重的一種素養，在《易經》中“孚”即為“誠信”的意思，前後出現有36次之多。《說文》中，“孚”源自“卵”(臧克和，王平，2002)，意為“做人根本”。《中孚卦》中有“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表明“誠信”是目標達成的有力保障，擁有它的君子往往無往而不利。誠信也能夠使君子在準備不足時獲得好的結果，如《升卦》提到的“孚”是在祭祀的時候表現出來的，認為當有“孚”在心中時，即使貢品很少，神靈也會感動的。
(9)持之以恆。對人“誠信”，對己要“恆”，“誠信”與“持之以恆”是以“誠”為核心對人、對己態度兩方面的體現。《家人卦・象傳》有言：“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講的是君子要有誠信和持之以恆的素養。《周易》中設《恆卦》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了君子有恆的重要性：君子若能持之以恆，就會亨通順利，即“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如果不能保持恆久性、或在堅持的過程中有所動搖，就會遭遇兇險、蒙受恥辱，即使做的正確，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即“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浚恆，貞兇，無攸利”、“振恆，兇”。要求“君子以立不易方”，即君子要堅定不移，樹立不可改變的.原則。
(10)勇敢。擁有“勇敢”的素養，君子才能堅守心中的信念，在困難的時候渡過難關，《周易》中有兩卦的內容集中體現了這一素養。《困卦・象傳》中提到：“君子以致命遂志”，講的是君子雖遭遇險境，但意志堅強，為了目標的實現、願望的達成不惜犧牲生命。《明夷卦・彖傳》中所舉的文王和箕子就是這樣兩位堅毅勇敢的君子，在蒙受大難時能夠機智勇敢地在渾世中堅持自己、保全自己。
比照Hillson和Marie所區分的積極人格特徵兩個獨立的維度，《周易》中所述的知幾、自強、謙虛持之以恆、勇敢這5項素養均可歸為“正性的利己特徵”一類;仁愛、正義、知禮、謹慎、誠信這5項素養可歸為“與他人維持積極關係的特徵”一類，可見《周易》對君子積極人格素養的描述同積極人格研究的發現是相互印證的。同時，這十項積極人格的素養與彼特森和賽裡格曼制定的《人格力量與美德分類手冊》中列舉的六項美德(任俊，2006)也有一定的從屬關係：“知幾”從屬於智慧;“仁愛”從屬於仁愛;“勇敢”、“誠信”、“正義”從屬於勇氣和公正;“謙虛”、“謹慎”、“知禮”從屬於節制。雖然“自強”、“持之以恆”並沒有被標示在24種人格力量中，但可從其內涵的聯絡上將其從屬於“卓越”的美德(是一種信念和投入，致力於創造卓越的生活)，這也表明後兩種特徵更是具有典型中國文化特徵的積極人格品質。
2 反身修己：君子人格素養的形成途徑
“君子以自昭明德。”《周易》所提倡的君子人格的主要形成途徑就是“反身修己”，這種啟發來自於“天道”。“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在《周易》作者看來，既然天是自然之天，則天則、天道當是自然法則、規律，人只有效法天道，遵循天則，與天地同憂，樂天知命，方可幸福無憂(羅熾，蕭漢明，2003)。所以，《周易・乾卦》明確提出“天人合德”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如何做到“與天地合德”?《周易》給出的答案是：個體要向內求，而不是向外求，而“內求”的關鍵在“修己”。“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周易》主張君子修德應表現在日常行為之中，透過多個方面美德的踐履來達到“修己”的目的。同時還要做到修養德行和成就事業的統一，才能為人類社會謀福祉。可見《周易》所推崇的積極人格的形成途徑是一種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實踐探索。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君子在心性、知、行、情、意五個方面的自我教育。
2.1 進行心性修養
《周易》認為君子修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持久地進行心性修養”。《繫辭傳》有言“子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這句話表達了古人做人做事“盡善盡美”的追求。要想實現此目標，首先要做的是“安身”，安身是養心的前提。這與《大學》中“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觀點是相通的。《周易》認為“安身”以“養”為主，《頤卦》主張“凡養貴靜”，養身的過程也是養心的過程。除“靜”之外，修養心性需要做到以下兩點：第一，樂於助人。《益卦》的卦辭說：“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提供幫助是於人於己都有幫助的事情，但對他人的相親相助不可強求，應以自己寬容仁義的心對待別人，就像天子狩獵，網開一面(“王用三驅，失前禽”)，因而助人的過程也是感化他人、昇華自己的過程。第二，去同取和。《睽卦》重點講的就是有所差異的兩種人交往時，“不同”並不是一件壞事，反而是一件好事，應做到“去同取和”。所謂“和”就是各種異質東西的和諧統一之義(徐復觀，1987)。《坤卦・文言傳》說：“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認為將內在的中和表現於形體，發揚為事業，是最美不過的。“君子以正位凝命”，君子只有心正才可肩負使命、行使職責。 2.2 堅持知識學習
“易其心而後語”，君子心性稍定之後，學習是重要的一步。《周易》十分強調君子要不斷學習，認為學習前人的知識和經驗是君子獲得美德、養成“知幾”能力的重要途徑。《大畜卦・象傳》說“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提出了學問與人格素養的關係問題。人格素養由學而至，由學而大，多多學習前賢的言行，美德會由此而養成。美德來自學問，學問須落實到美德上。具體而言，《乾卦・文言傳》中提及獲“知”的方法有“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也就是透過學習積累知識，透過詢問來辨別知識，以胸懷寬廣來包容知識，以存心仁厚來實踐知識。如果不學習，後果就是“童觀”――看問題片面簡單，這對於小人而言“無咎”，但對於君子而言就是“吝”。學習知識也能使君子獲得“知幾”的能力，做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把握事物之間內在的規律，從而達到“知而獲智”(汪鳳炎，2009)。這一點後來被儒家學說繼承和推崇，如苟子所言“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校釋・勸學》)，《中庸》中“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都是講智慧的根基在於學問，可見君子優良素養的形成和知識學習有密切聯絡。
2.3 加強情緒管理
在學習前人經驗和知識的同時，君子要學會控制、調節自己的情緒，“懲忿窒欲”是君子的重要修養。《節卦》和《損卦》為人們闡述了這個道理。“節”即節制、控制，《節卦》提醒人們做事情要控制自己的行為，使其有一定的限度，不宜過分。君子要做到“安節”和“甘節”，方能獲得美滿人生。《損卦》中提到君子要適當控制自己過激的情緒或者貪婪的慾望。蘇軾《留侯論》中說的“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I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唐宋散文選評・留侯論》)正是“懲忿”的意思。儒家向來主張人應當控制私慾，而不是消除一切慾望，因為“好底欲”是正當的，可以擁有的。正如《朱子語類》卷十三所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食，人慾也。”(黎靖德，1986)如何加強情緒管理呢?《震卦》認為情緒的控制需要歷經一個過程，起初可能“震來�虢”，之後是“笑言啞啞”，而有了經驗之後就可以做到“震驚百里卻不喪匕鬯”。在這個過程中君子的做法就是“以恐懼修省”，平日裡在頭腦中要時刻保持危機意識，在心理上有所準備，做到處驚不亂。如果是能夠進行良好情緒管理的君主，在突發事件降臨之時就能在眾人面前鎮定從容，就起到安撫民心的效果。合理的情緒控制能夠使君子做到“知禮”，時時保持謙虛的心態，也有助於持之以恆品格的形成。“小不忍則亂大謀”(《四書章句集註・論語》)，一個成熟的人會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長久的計劃，控制好情緒是使計劃按時完成的保證。
2.4 磨礪堅強意志
除了管理情緒，《周易》認為“磨礪堅強意志”也是君子形成良好人格素養的必要條件。“困，德之辨也”，困難正是可以辨別一個人品德的好機會，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困境可以磨礪人堅強的意志，“困，窮而通”。正如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孟子》)當心志、筋骨、肚腸、身體等方面都受到磨難，行事也不順的時候，這才能觸動靈魂、堅韌意志、增長才幹。身處困境時君子應向尺蠖和龍蛇學習，“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一方面要儲存實力，耐心等待，另一方面要尋找契機使自己能夠實現“飛龍在天”的夢想。當生命與信仰不能兼得的時候，君子要做到“致命遂志”，豁出性命，實現夙願。因此，困境中的磨礪有助於勇氣和正義等品質的形成。這種磨礪不僅體現在逆境中，也應在順境堅守。《易經》倡導在順境中的君子應做到居安思危。《乾卦》和《坤卦》都有這方面的提醒。“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要求終日謹慎、朝夕戒惕;“履霜，堅冰至”提醒防微杜漸，務必使自己保持在順乾而行的坤柔狀態。《周易》所指的“居安思危”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感官享受的愉悅不能長久，“盱豫，悔”;二是，自我剋制才是使和樂局面保持下去的關鍵，因而“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周易》認為唯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這種居安思危的狀態有助於謙虛、謹慎、自強不息等品質的養成，具有憂患意識的君子才能使百姓過上美好的生活，國家長治久安。
2.5 養成良好習慣
君子在心性、知、情、意四方面都具備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最重要。《周易》認為培育積極人格必須要養成良好習慣，付諸行動的努力，具體應做到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多為善事，不為惡事;發現錯誤，及時改正。“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上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周易》認為常為善事抑或常為惡事是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區別，若想成為君子需要牢記“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因此“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在出現過錯的時候，小人往往執迷不悟，君子卻能及時改正。“頻復，厲，無咎”，透過改正能最終避過災禍。君子對過錯還有一種“能擔當”的責任感，即使不是自己犯下的錯誤，只要不利，就會及時處理。《蠱卦》中的一個細節就是父王一代的問題被繼位的兒子發現了，及時彌補，最終排除隱患。“復，德之本也”，知錯就改是修養道德的根本，也是君子面對過錯的積極態度。第二，行動前考慮周密。“君子以非禮弗履”，君子沒有正當的理由、成熟的考慮就不要貿然行動。《需卦》講述的就是這個道理，“需”在此有“等待”之意，“停留在野外，有利於久處，無害”表明當時機未成熟時需要養精蓄銳，慢慢積蓄力量。第三，採取行動時要果斷堅決。《蹇卦》描述的就是一個在國君處在困境之時，冒著生命危險解救國君的君子最終獲得了好的命運，正如《蒙卦・象辭》中所言“君子以果行育德”。第四，言而有信。《繫辭上傳》提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認為言語行動是作為君子的關鍵，將影響到君子或榮或辱的名聲，因此必須要謹慎對待。《乾卦・文言傳》關於九二爻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是這樣說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閒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表示“言信行謹”是君子存其誠的重要修養。 3 《周易》君子人格觀對當代中國積極人格教育的啟示
長久以來，中國教育的關注點有二：知識技能的教育與道德教育。從德育實踐看，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學生缺乏道德自修的動力，教育者苦口婆心，學生卻不感興趣，教師的價值引導無法轉化為學生的道德自主構建。如何促使學生進行道德的自主構建?從道德發生學的角度看，只有當人從內心體驗到某種價值，產生認同、敬畏、信任的情感，或產生拒絕、厭惡、羞愧的情感時，才談得上道德學習和道德教育的實存性，因此“培養積極人格”不失為一條可以探索的路，也就是說，道德教育可以從積極人格教育開始。《周易》中豐富的君子人格觀點為積極人格教育提供了諸多值得借鑑之處，具體而言主要有三點啟示。
3.1 關注真、善、美辨識能力的培養
《周易》認為“天地，生生不已”，只有對天道和地道加以適度把握方可獲得“生”的真諦，因此對天地萬物規律的體察能力是形成積極人格的重要前提。如何擁有這種能力?在《周易》看來關鍵在於“感”、“應”二字，所謂“感”即“類天下萬物之情”;所謂“應”即異類排斥，同類相從，去除自身與天相異者，設法與天同聲同體(葉崗，2004)。實質上這種“感”、“應”能力即是對真、善、美的辨識能力。“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而“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可見真、善、美辨識能力是“君子”、“小人”重要的差異所在，也可以說是對積極人格和消極人格區分的重要標準。這就提示我們在積極人格的教育中應鼓勵學生走出課堂、體驗生活，透過學生與自然環境的接觸的增加，提高其對自然規律的掌握和運用能力，達到以自然之生養積極之心的目的。
3.2 重視內在動機的作用
《周易》認為積極人格素養形成的根本途徑是“反身修己”。許多傑出的仁人志士正是透過這種方式提高自我素養，如曾國藩立“課程十二條”，以早起、靜坐、讀書、謹言等為恪守之道日日堅持。這一點與積極心理學的主要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積極心理學強調，人格的形成和發展是個體主動建構的過程，增進個體的積極體驗和培養個體自尊是積極人格形成的最主要途徑(張文新，高峰強，司繼偉，2006)。因此應在培養青少年積極人格的過程中，重視內在動機的作用，充分調動青少年塑造積極人格的主體意識，從心性修養起步――適應現有環境、樂於向他人提供幫助、求和而存不同，到“知、情、意、行”的有機統一，透過健康的日常修為增強積極的自我體驗、提高自尊水平。
3.3 持有積極人格的整體養成觀
《周易》在論述積極人格培養途徑時有兩個顯著的“整體觀”：一是沒有出現偏廢一方(單獨強調某種品質的培養)的現象，而是兼顧整體;二是強調與環境相一致的人格體現。這與全書體現出的“天人合一”的整體性思維方式是一脈相承的――強調個體的行為要符合自然的規律，同時要保持心理受動性和主動性的統一，即在接受著客觀條件的影響的同時也在改造客觀條件(燕國材，2004)。具體到對青少年積極人格的形成，要注意對其仁、義、禮、智、勇、自強、謹慎、謙虛、誠信、持之以恆等多方面的培養，重視與社會環境相容性的方面，綜合培養出善於交往、樂於合作的性格。同時，積極人格的教育離不開對學生知識技能的提高和思想品德的教育，雙管齊下才有助於積極人格的養成。因而在更高的層面上，應堅持知識教育同道德教育的統一，將兩者共同整合進積極人格的教育中。
總之，《周易》中蘊含有豐富的積極人格心理學思想，其所概括的君子素養為塑造積極人格提供了規範和嚮導，其所提出的君子人格“反身修己”的形成途徑體現了古人“與天地合其德”、類物以情的創造性思維成果和積極主動的個體意識，其所倡導的文化價值觀正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在推進積極心理學本土化研究的今天，《周易》中的積極人格心理學思想對塑造積極人格、追求有意義的生活不無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