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宰相張九齡

文人宰相張九齡

　　張九齡是唐玄宗朝最後一任儒家宰相，最後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後一任能犯顏直諫的宰相。他的執政，是唐玄宗勵精圖治精神的最後表現;他的下臺，則是開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終結。

　　張九齡這個名字，在流傳後世的歷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難說是著名還是不著名。現代人瞭解他的角度僅在文學，在於他寫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等感傷詩句。除此之外，似乎對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實(筆者在這裡著重用了“其實”二字，以強調轉折的語氣)，張九齡的人生經歷及其意義，遠非這麼簡單。他是盛唐時代的一個關鍵人物，由於盛唐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代，由此而推，他當是中國歷史的關鍵人物之一。

　　張九齡作為盛唐的關鍵人物，在於他有過幾年的宰相生涯。他這個宰相，不是有名無實或聊勝於無的政治陪客，而是一個實打實的真宰相，一個秉執中樞大權的宰相，一個能與唐玄宗坦誠對話的宰相。若沒有顯耀的相位，張九齡至多不過是個出色的文人，絕對無法影響盛唐的政治程序。

　　張九齡，又名博物，字子壽，曲江(今屬廣東)人。從相關的傳記來看，他在孩童時極為聰明，並鍾情於文學，七歲能寫出流暢的文章，十三歲時上書廣州刺史王方慶，刺史大人讀後，口中蹦出了這樣一句話：“此子必能致遠。”

　　好文學，是當時的社會風尚，這個風尚的流行，自然有傳統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則是能換取富貴官爵的科舉制度，其中最為體面的進士考，包含著大量的詩賦等文學內容。從小打下的紮實底子，加上出眾的天賦，使張九齡一舉金榜題名，年紀輕輕就成為被人們視為天之驕子的進士。時為太子的季隆基拔舉天下文藻之士，張九齡對策高第，被正式任命為向皇帝進言的諫官之一—右拾遺(一人仕途就做諫官，伏下了張九齡日後禍福雙重之機，唐玄宗起先欣賞他的敢諫，以此對他產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諫多了，卻開始煩他的諫，終因無法忍受他的諫，而產生了將他調出中樞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後，將當年他親自提拔的張九齡，任命為中書令(宰相之一，且時居宰相之首)。張九齡一步一個臺階，從右拾遺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這一步，前宰相張說起了很大的作用。

　　張說是幫助唐玄宗登臺的功臣之一，為相期間進行了從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過邊境戰爭，並寫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譽為“大手筆”，文韜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遺憾的是，此人貪得很，為貪財，中過仇家姚崇臨終留下的遺計，為姚崇撰寫碑文;為收受錢財，他丟掉了相位，銀檔入獄。貪，使他貪小失大，毀了一世的英名(此足為有才者復欲成為有財者戒)。

　　張說看中張九齡，是看中他的文才，並預言他將是“後來詞人稱首”。兩人都姓張，由此認為同宗。根據(開元天寶遺事》的記載，好文學的唐玄宗，對張九齡的文學才幹更是稱讚備至，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聯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史家分析說，張九齡之所以能人主中樞，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文學才能與成就。

　　張九齡被拜為宰相及其結局，是唐玄宗在個人政治轉型之際的特殊產物。已取得“開元之治”輝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慣性的驅使下，需要一個有濃重儒家意識的仁人君子來主持政局，以體現德澤天下的浩蕩皇恩;需要一個有高度文學成就的文壇巨匠來粉飾朝廷，以體現歌舞昇平的祥和氣象。二者合一，張九齡是最合適的人選。然而，這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長期的政治勞作之後，對政務事必躬親的做法已產生厭倦，想退進深宮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個帶有強烈法家色彩的人物來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來鎖定政治模式，便於他放鬆對政權的控制;需要一個擅長領導吏治的務實人物，來使大唐帝國的事務從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於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發現了李林甫。

　　出於奇恃的政治構思，唐玄宗在將張九齡推人中樞後不久，又醞釀提名李林甫為宰相候選人(宰相不是一個，是多個並存)。道不同不相為謀，對君主的提名，張九齡表示了反對。然反對無效，李林甫還是順順當當地進了中樞。繼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見長的涼州都督牛仙客為相。張九齡再一次反對，可有唐玄宗做後臺，李林甫又佔了上風。整個鬥爭過程是漫長的，也夾進了各種其他的事端，最後，出於唐玄宗政治轉型設計的完成，張九齡徹底敗給了李林甫，被貶出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