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散文《天才夢》
張愛玲散文《天才夢》
《天才夢》一文為張愛玲18歲時的創作散文，也被她視作自己文學生涯中的“處女作”。 接下來小編蒐集了張愛玲散文《天才夢》，歡迎閱讀檢視，希望幫助到大家。
天才夢
張愛玲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儲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儲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儲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志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學校裡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我懊侮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里，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齧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飽，爬滿了蚤子。
作品逸事
為紀念創刊三週年，1939年9月上海《西風》雜誌第37期刊出以“我的……”為題目的“現金百元懸賞徵文啟事”，約定“舉凡關於個人值得一記的事，都可發表出來”，要求“內容要實在，題材要充實動人”。時年18歲的張愛玲遂寫了一篇一千三百字的《我的天才夢》應徵。此文雖尚不及張後來的作品來得老辣，但用語之精警，初現端倪，如末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已成人所共知的名言。
對於這篇少女佳作獲獎的前前後後，張愛玲也是記掛有加，多次解說。
70年代她編《張看》時，在《天才夢》的末尾加了一段“附記”：“《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張愛玲為此寫了《憶〈西風〉——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得獎感言》，舊事重提，更明確地表示對當年《西風》徵文評獎結果的強烈不滿。據張愛玲回憶，徵文寄出後不久，《西風》雜誌社通知她“得了首獎，就像買彩票中了頭獎一樣”。誰知等到收到正式公佈的“全部得獎名單，首獎題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記得了。我排在末尾，彷彿名義是‘特別獎’，也就等於西風所謂‘有榮譽地提及’”。張愛玲還指出：“《西風》從來沒有片紙隻字向我解釋。我不過是個大學生。徵文結集出版就用我的題目《天才夢》。”張愛玲不諱言她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說此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隔了半個世紀還剝奪她第二次得獎“應有的喜悅”，讓她十分“怨憤”。
作品解讀
《天才夢》在張愛玲的創作中有特殊的地位，這是她步入文壇前在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把它視為張愛玲的處女作並無不當。
她從七歲開始寫小說，曾寫過五回的《摩登紅樓夢》，他的父親很高興，還代她擬了回目，親戚來了即向人展示。九歲她就向編輯先生進攻。在《天才夢》發表以前，她的作品只發表在學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說，一些作品在她成名後被編者收入了她的集子，如小說《牛》，均可稱為“少作”。《天才夢》是她入學港大不久，應《西風》徵稿而寫的作品。這一年張愛玲19歲，作家夢她已做了十餘年！
《天才夢》發表，卻在獲獎過程中遭遇了對一個少女來說很重的打擊，55年後她對此還耿耿於懷，想來當時對她的刺激不小。這是不是她之後三年時間再也沒有創作的一個原因呢？也許。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學業。為了獲得能讓自己生活自立的獎學金，也為了進一步出國深造，在學業方面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為此，她是否也控制了創作的慾望，暫時放棄了十幾年的文學夢？三年後戰爭打碎了她的出國留學夢，不得不回到上海，為了生存，她重拾文學夢，出手不凡，紅遍上海。重拾文學夢之前幾年發表的《天才夢》告訴我們，她“紅遍上海”不是從天而降，“天才”在那時已經經過多年的歷煉而誕生。
短短千餘字，寫盡一個天才還未實現夢想之時的心情與感受，從這篇散文中已經可以看出一個優秀作家的諸多心理特質：敏感、早慧、孤獨、機智、卓越的文字能力。她的童年所受的教育，她和母親不能理解難以相容的關係，創傷性的童年經驗……。理解張愛玲，這是一篇不可不讀的作品。
同時，張愛玲的個性特質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來，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願望，另一方面是深刻的悲劇意識。能否實現天才夢？還是一個疑問，她還沒有從成功中建立自信，她用輕鬆機智的語言調侃著她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麼逼人；說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沒有了輕鬆與調侃，她敏感地懷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們感覺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實現“天才夢”，世俗生活中的無能即是真實的煩惱，天才未實現，現實生活中等於一個廢物，“天才”即成為笑話，僅為別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與人的交接，對孤獨感已深入靈魂的張愛玲來說，是痛苦的折磨，當她獨自存在，她能領會生活的藝術，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吃鹽水花生，“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她由此上升到對人生的獨特看法：“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這是她的名言，很難想象，一個19歲的女孩會寫下如此驚心動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劇意味已鐫刻在了她的靈魂之中。
天才與愚笨，輕鬆與沉重，形而上的悲劇感與形而下的世俗的歡樂，在這篇散文中形成“參差的對照”，這既是張愛玲處理小說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豐富性的表現，說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個基本觀念。在散文中，她津津樂道人間的世俗生活，其實對她來說，往往只是個人的孤獨體驗，她很難與人分享人世間的快樂。她的思想背景裡，人與人的關係已被悲劇意識所籠罩，——快樂只能是個人的。因而她倍加珍惜，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她對現世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體察和熱愛，她以一種新奇的審美的態度，肯定那些“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
《天才夢》既是張愛玲“少作”的壓卷之作，也是成熟的開篇之作，它成為進入張愛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門，濃縮了她對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學才華。
《天才夢》是應《西風》雜誌的懸賞徵文而寫的，《西風》的主編是林語堂。張愛玲正處於經濟的窘迫之中，她積極地應徵了。開始收到雜誌社的通知，說獲得了首獎，可想見她的興奮，這是她在報刊上的首次露面，得獎的意義遠大於獎金。後來收到全部獲獎名單，首獎變成了別人，她排在了末尾。獲獎作品出選本時，卻又用了她的《天才夢》作為書名。這一事件對她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以至55年後，她還在《憶〈西風〉》中細說了一遍。然而，她的所記卻是有誤的，甚至當時她對《西風》的證文啟示要求也看錯了，把5000字內記成了500字內，但我們今天所見的《天才夢》也並非500字內，而是1500餘字。至於當時為什麼雜誌會把她的首獎變更為13名？儘管已有學者做了推測，那也還只是猜測。當事人均已西逝，不得而知了。張愛玲的記憶有誤是確實的，變更獲獎名次對她形成不小的打擊也是深刻而實在的。所幸文學作品的價值實質上是不依靠所謂獲獎來確定的，時間是最公正而嚴厲的法官，我們今天還要讀被變更了名次的《天才夢》，而獎得首獎的那篇文章已經消逝於歷史的塵埃中了。
《天才夢》發表於《西風》，這是她正式發表的處女作，《憶〈西風〉》卻成為張愛玲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作品。怎麼想也有些宿命的意味！始、終皆與《西風》有關，她敬佩並羨慕林語堂，一直想成為林語堂那樣在西方世界有影響的中國文人。這又只是一個夢，她一生的影響力還是在華人圈內。
作者簡介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誌上發表作品。1943至1944年，創作和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1955年，張愛玲赴美國定居，創作英文小說多部，但僅出版一部。1969年以後主要從事古典小說的研究，著有紅學論集《紅樓夢魘》。1995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去世，終年75歲。有《張愛玲全集》行世。
主要成就
小說創作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創作涉及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其中以小說成就最高。張愛玲小說超越了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小說無論是選材、立意，還是人物塑造、敘事結構和語言技巧無不顯現出個人的特色，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說無論是超越雅俗，還是對邊緣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寫，都是20世紀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無法比擬的。因此她的小說不能歸於任何一個小說流派，而是個獨特的存在，為中國小說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張愛玲貢獻了一批文學精品，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在中國小說史具有座標的價值。其小說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張愛玲的小說，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徵。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其小說集《傳奇》刻畫了一大群真實地生存於男權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一樣，從女性本體出發，懷著對經濟和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孜孜於女性悲慘命運的寫作，透過對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可悲命運的描寫，既揭示了男權社會制度、傳統文化及習俗對女性的摧殘，更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從女人原罪意識出發，對女性自身的'人格弱點進行了思索與批判，開啟女性批判立場。
張愛玲小說摒棄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對男權社會單一的控訴，而是“讓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繹，呈現其矛盾、壓抑、自我衝突以致醜怪畸形的深層面貌”。小說敘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說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識的女性如白流蘇、敦鳳等，無知識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幾乎都把婚姻當作了自己的職業和獲取金錢、物質的籌碼，全然沒有女性的自我尊嚴和獨立人格，甚至不自覺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著施害於人的角色。張愛玲認為，外在的社會因素對女性的禁錮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狀態和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女性心靈深處的自私、軟弱和奴性意識。人的悲劇性命運不僅存在於外界的威脅，更存在於人的本性中，人類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這就使張愛玲小說由對女性悲劇命運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對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人生、命運、歷史的感悟與思考。
張愛玲小說對女性內心陰暗面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說：“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裡面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偉大使她能夠寬恕女人的一切。這就避免了對女性進行一般化的描寫，而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理性思考層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創作達到一個新高峰，從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張愛玲還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來審視女性問題，這一獨特觀察視角的選取，使女性寫作文字空間中的文化意蘊得以彰顯，為中國女性文學打開了一方新的天地，並對後來的女性文學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意義。
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度
張愛玲的創作巔峰期主要是20世紀的40年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個特定的時代，形成了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並存的局面。在“孤島”上海，作家們面臨著“言”與“不言”的雙重壓力，於是在政治和風月之外，將目光轉向寫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張愛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擺脫主流文學的影響，用自己的傳奇故事營造出一個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關懷的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於是，張愛玲非常重視繼承寫實小說的傳統，摒棄了寫實小說中常見的因果報應和教化宣傳對小說形式的禁錮，以平淡、自然、真實的筆觸摹畫生活。
張愛玲早期的小說集《傳奇》皆有所本，後來的小說更是尊重真人實事。其小說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寫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間習俗為特色，以對兩性關係、婚戀關係和日常生活的講述為敘事重點，並注重傳達出蒼涼的生命體驗，展示了一幅幅鮮明生動的上海普通市民階層的風俗畫。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突出為兩類市民形象：一類是生活在大宅院裡，在賭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靜待歷史淘汰的遺老遺少；另一類是生長在街頭裡巷，在繁瑣的世俗生活中尋求安穩卻屢遭磨難的小奸小壞的小市民。他們是軟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卻是這個時代最廣大的負荷者，在他們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學真實可信的基礎。
張愛玲認為，真實是一切藝術創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範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在張愛玲看來，作者並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應該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邏輯和心理軌跡去創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違背生活的真實。香港之戰雖然使白流蘇和範柳原多少有了些變化，但如果硬要給他們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藝術創作上的敗筆。
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
一位批評家說過：“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風格的卓爾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說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風格，更是一種難得的殊榮。張愛玲擁有這樣的榮譽，她的作品被人們稱為‘張愛玲體’。”的確，張愛玲的成功，不僅在於她筆下獨特的“傳奇”故事，還在於她獨特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是人物刻畫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變態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對兩性心理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進展，體現了作者對人物豐富複雜內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種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深度。小說的敘事方式採用傳統的全知視角，並利用反諷和參差對照的寫法構成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時空設定、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結構安排上獨具匠心，使小說呈現出色彩紛繁的面目和悲憫蒼涼的美學基調，將讀者一步步引進作者營造的蒼涼世界裡去。小說意象的營造豐富而傳神，她善於將聲音、氣味、色彩等感官調動起來，具有鮮明的視角性和立體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別具一格，詞語既典雅又通俗，既豔麗又靈透，造語新奇，“通感”手法運用得當，藝術感覺異常敏銳精微。張愛玲用古典小說的外殼表現現代的主題，能把現代派小說與傳統的民族形式相結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溝通中外，既提高了現代通俗文學的品位，又縮短了現代小說與世界文學的距離。種種創作技巧使張愛玲的小說深受讀者歡迎。
對中國文學史的獨特的貢獻
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以其《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在那個“低氣壓的時代”的上海文壇引起一片譁然。可以不把她稱之為文學大師，但誰也不能否認張愛玲小說繼承傳統又能超越傳統，在小說表現技巧的運用上大膽創新，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突破，形成了“說書人的構思、冷靜的敘述心態、參差對照的寫實手法、感覺外化的心理描寫、突出的個性化的直覺意象以及蒼涼的美學意境共同組成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文體”。這一文體對人們的創作起著一定的文字示範作用，這是她對現代小說的最大貢獻。
張愛玲信奉經典作家的“文學是人學”的創作理念，並不斷實踐。當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關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時候，張愛玲的小說卻充分展現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慾望和生存困境。也許正因如此，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散文成就
張愛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張愛玲的散文裡，她成功地將感性與理性，具體的當下的人生體驗與深刻的哲理思考融於一體。一方面，她的散文講究世俗情趣，實實在在而又心懷憧憬地透視現實人生，談自己的經歷，所見所聞，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飲食、生活起居等等，但張愛玲並不過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淺表層面，而是對生活做更深一層的挖掘，對上述的生活現象、文化現象進行細緻的感悟、思考，進而闡釋自己對人生的深刻見解，從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帶上了理性思辨色彩。
事實上，張愛玲如此不厭其煩地描寫人間生活的瑣瑣碎碎的人生體驗，點點滴滴的人間快樂，正是因為這一切具體的物質生活才是“安穩的人生”的本質，它使生活顯得更為真實。張愛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諦，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寫得情趣盎然。
剖析戰亂中的人性是張愛玲散文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張愛玲對人性的看法是偏向於惡的，她更多地描寫了現世生活中鮮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體驗，並毫不隱瞞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無情。對張愛玲而言，她生於亂世，長於亂世，從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與溫暖，所以她總有無家可歸之感。她把這種感覺以理性觀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字之中，然而張愛玲並沒有大肆的直接描寫這種精神上的荒涼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熱情或冷峻地描寫了她所體的種種感性的家，藉此給讀者意味深長的啟示。在張愛玲看似隨意的散文藝術世界裡，不斷地有她對那個時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見閃現出來，於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構成了張愛玲散文的藝術境界。
張愛玲散文所體現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藝術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運用的獨特藝術手段分不開。首先，在文體上，她採用了議論小品文的文體。其次，在語言的運用上，她採用的是形象的敘事語言和精警的議論語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個藝術手段就是採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將人物、景物或心情傳達得精緻、細膩、形象可愛，充滿著藝術的韻味和精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