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傾城之戀》

張愛玲《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的代表作之一,寫於1943年9月,收入《傳奇》。這是一部關於滬港雙城的“傳奇”故事,也是張愛玲最富傳奇色彩的小說。《傾城之戀》是寫範柳原、白流蘇一對精明過份的男女如何在愛情上錙珠必較,功利全域性,最後卻因香港的淪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深刻地反映出亂世中的人情全然沒有些許純真,使人性得到穩定和規範的竟是險而又險的'傳奇'力量,其藝術之圓熟,語言之精美堪稱中國現代愛情小說中的經典之作。張愛玲的這些作品曾被當時的評論家評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這是她用靈魂去讀靈魂的所得。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的成名作與代表作。白流蘇和範柳原這一對現實庸俗的男女,在戰爭的兵荒馬亂之中被命運擲骰子般地擲到了一起,於“一剎那”體會到了“一對平凡的夫妻”之間的“一點真心”,最後結為夫妻。談論一個作家的作品,不能離開作品產生的年代、社會背景、作家本人的人生經歷

  一、作者生平及作品創作背景

  張愛玲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作家,一代才女張愛玲出身名門,身世跌宕。張愛玲生於1920年9月30日,卒於1995年,終年75歲,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原名張英。張愛玲出生在上海一個滿清官宦人家,貴府小姐,雖有顯赫的家世,卻是莫代的絕唱,不幸的童年,萎謝的愛情,短命的婚姻,孤寂的晚景。7歲寫小說,熟讀《紅樓夢》,23歲問鼎文學界,同年寫就的《傾城之戀》就是她的經典之作。作者張愛玲的寫作背景,也正是這兩座悲情的城市。1941年末,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畢業半年前,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香港,張愛玲與市民們度過了恐怖的日日夜夜,這段經歷,僅使她對人類懦弱的利己主義理解更為深刻。這正是形成她創作風格、創作思想的根源!“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她也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張愛玲經歷了從封建社會逐步走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過程,經歷了太平洋戰爭,目睹了香港淪陷,經歷了屬於她的舊式大家族的衰落,但她畢竟是出自極為封建的舊式家庭,張愛玲的文學創作很少涉及時代重大的政論課題,而用全部的感知中產階級以及市民階層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去寫作。而在描寫炎涼世態和庸俗市民時,又有著女作家少有的寬闊胸襟和成熟淡漠。也就是說她的文字處於一種溢位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邊緣語境。而張愛玲卻始終端坐在自己的心城裡!她的小說大多寫的是上海沒落淑女的傳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說集也命名為《傳奇》,在扉頁裡這樣解釋:“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蒼涼哀婉而精彩動人的女性傳奇。

  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則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鴻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敗落。父親屬於遺少型的少爺,母親則是一個時髦的新女性。3歲時張愛玲隨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個短暫的幸福童年。受父親風雅能文的影響,張愛玲從小就會背唐詩,給了她一些古典文學的啟蒙,鼓勵了她的文學嗜好。同時也受母親嚮往西方文化的影響,生活情趣及藝術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長,父親娶姨太太后,母親不但勇敢地衝出了家庭的牢籠,而且更勇敢地與姑姑一起出洋留學,而年幼的張愛玲,則在失去了母愛之後,還要承受舊家庭的汙濁。這或許就是張愛玲後來在文學創作中總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亂世中的文明"作為文化背景的原因了。

  二、對標題“傾城之戀”的分析

  《傾城之戀》作為小說的標題,首先給人一個閱讀的提示。我們讀小說,總是從標題開始的,標題喚起讀者一些可能的閱讀經驗,是作者預先設計的讀者期待視野。如果這個說法不錯的話,我們可以設想,張愛玲在擬定這個題名時期待讀者首先會贊成,這裡將講述一段傳奇,一段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標題範圍內,“傾城之戀”不具有敘事性質,只是一個複合名詞,在文學語彙的傳統中,它是一個形容詞。形容婦女容貌極美,美到令眾多的人傾慕、傾倒的程度。“傾城傾國”一詞,語本《漢書·外戚傳》:“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齊梁時期鍾嶸在《詩品》中論及詩之吟詠性情的功能時也寫道:“……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據此,女有美色,傾城傾國,一旦進入文學敘事,顯然就要暗示一個非凡的結果。“漢皇重色思傾國”,引出白居易的《長恨歌》,創造了一個千古愛情的傳奇。在《傾城之戀》裡,無論是<傾>還是<戀>都是中上流社會中人們的追求,也是亂世中人們的心態。比如白流蘇,一個多傳統的名字,但註定了是物質的,是虛榮的,流蘇嘛,是一種流光溢彩,但也是一種搖擺不定。她需要愛情,但更需要一種實在的生活。那就是被人認可,以及衣食無憂。一個傳統的名字,也一定有一種傳統的性格,雖然她想要過上讓人另眼相看的日子,但又不能表現的太過熱烈和主動,所以,費心勞神,最終才達到目的。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戰爭,可能她永遠得不到她想要的。這就是當時的香港,這就是當時的中國。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當時的人們的'心態,傾不傾城,與流蘇無關,她只關心她想攻佔的“城”是否已傾。

  三、作品中傾覆帶來的意義

  讀完了張愛玲的這篇小說,就會發現,說它是傳奇,不如說是一個反傳奇的故事。書中的女主人白流蘇並不是美貌驚人,流蘇與範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於愛情的因素。倒是在“傾城”的另一意義上:傾覆、倒塌,淪陷,在這個意義上,傾城之戀名副其實。香港的淪陷成全了白流蘇和範柳原,使他們做成了一對平凡的夫妻。顯然,這一結局的實際指涉對讀者可能的期待是一個傾覆。不妨由這裡入手,探討這個傾覆帶來的意義的遊移、空缺或潛層的增殖。

  1、同一時代、不同感覺

  看張愛玲的作品,與看那一時代許多作家的作品感覺不同,這種不同的感覺概言之,是時間差。柯靈在回憶中說:“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佔領下的淪陷區。”柯靈用“嚴峻”概括他對那個時代——時間的感受,這種感受,我們在許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在1943年前後,還有蕭紅的《生死場》,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這是集體記憶中的歷史時間,嚴峻,生死存亡之時。

  《傾城之戀》一開始就涉及一個全然不同的時間情境:“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裡說:‘我們用的是老鍾。’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人家的十一點,這是公眾時間,張愛玲的故事,不在這個軌道、或樂譜上。她寫的是私人時間、個體時間、特殊時間,在這個時間網路裡織就她關注的人物故事。老鍾,代表了白公館的日常生活特點,依然是家長作主,幾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員間財產的紛爭、婚姻的變故,陳陳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裡面那種父與子的衝突、新時代的面影,在這裡真是一點兒也談不上。猶如流蘇的哥哥三爺勸流蘇為離婚前的丈夫戴孝主喪時說的話:“你別動不動就拿法律來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這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樹高千丈,落葉歸根……”。這段話,只稍微改幾個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館對歷史時間的感受。也可以說,它表達出張愛玲對小說人物與時代關係的感受。時代固然在變化,但在張愛玲小說世界的眾多家庭中,一切如常。個人與歷史、民族、政治意義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這也是張愛玲對時代和社會的一種發現。當許多被稱為新文學的作家們,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們急於捕捉社會變化、歷史腳步和一個新時代的幻影時,張愛玲窺視的是它的背影——時代和社會的背影。它是沉入陰暗,沒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們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說,它確實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樣,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濃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張愛玲解說《傳奇》的封面,勿寧說是女作家自己姿態的寫照:“封面是請炎櫻設計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那裡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彷彿是晚飯後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杆外,很突兀地,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似的,那是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裡窺視。”這個現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饒有興致。

  流蘇就從這樣一個近於凝固的家常時間中走出來,這是個要創造自己命運的女人,她的創造,可以說是要在白公館的時間軌道中掙扎出來,開始她個人生命的時間。這點啟悟,從一個特殊的時刻開始——前夫的死。徐太太來報喪,流蘇面臨一個選擇,兄嫂一致擠兌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蘇沒法兒不迫切地為自己尋找歸宿,這個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與巴金筆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蘇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誘,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這刻發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動,而且它是流蘇僅存的本錢。在這裡張愛玲有一段時間意象生動交織的描寫: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裡,擱著琺琅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著硃紅對聯,閃著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裡,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著紙老遠。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這裡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可是這裡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一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流蘇交叉著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頸項。七八年一眨眼就過去了。你年輕麼?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了,這裡,青春是不希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收到硃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裡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蘇的掙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終於得到了眾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範柳原,在這姻緣裡,他們遭遇了個體時間之外的集體時間——戰爭。我想,這是遭遇,而不是參予,這一點,仍然是張愛玲與那些側重表達集體感受、民族意識的作家的區別。戰爭作為個體生命時間的威脅介入流蘇和範柳原的關係,令他們不能不重新考慮兩人關係的價值,從而加速了締結正式婚約的程式。在這樣一個處理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張愛玲如何利用傳統的美色“傾城”這一語義向寫實“傾城”這一語義的轉換。在淺水灣一邊山的高牆下,範柳原對流蘇說:“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這一幕,曾被傅雷稱絕:“好一個天際遼闊胸襟浩蕩的境界!”其實,這不止是人物的感覺,也是張愛玲對個人時間與歷史時間相遇時二者關係的感覺。在那個眾多作家認為嚴峻的時代,這嚴峻對於張愛玲來說更重要的是它對個體生命的威脅。相對於眾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張愛玲是以個人為本位的。這才是她所理解的個人時間與歷史時間相遇的含義。她在不止一個地方說過:“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由於這樣一種感受,張愛玲筆下的這對情侶,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意義,他們成為苟全於亂世的一種人生形式的代表。亂世中的傖夫俗子,既無意於推動歷史,也不幻想融入大眾以求集體性永生,要的只是個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實存。所謂“浮生若夢”,所謂“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無非是這種亂世人沒法兒擺脫的無常感。於無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蘇與範柳原姻緣際會中的最佳境界,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蘇擁被坐著,聽著那悲涼的風。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裡……她彷彿做夢似的,又來到牆根下,迎面來了柳原……在這動盪的世界裡,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裡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邊,隔著他的棉被擁抱著他。他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握住她的手。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由於這種以個人生命價值為本位,對個體生命時間流失的急迫關注,《傾城之戀》包括了流離失所、危城劫難、亂世求存這些特殊感受,它相容了一代代亂世中背井離鄉漂泊到海外的中國人的蒼涼記憶。從這一點上,我們不難理解張愛玲於他們的親切和受歡迎的程度;也不難看出,為什麼這樣一類感受在現當代海外華文作家作品中積澱成了一個基本的母題。

  2、作者筆下的婚姻和愛情

  在張愛玲始終把婚姻問題放在各種社會和經濟關係中去考察,她們筆下的愛情與婚姻大多數是經濟問題,生存問題;婚姻不是作為純粹的愛情結果而存在,而是作為經濟需要而存在。在現代社會中,有錢是人能長期自立並追尋儘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礎。張愛玲的母親留學法國後,姨太太的百般刁難讓張愛玲更相信錢的重要性。繼而她筆下的女性大多為金錢物質所困,不惜以愛情、婚姻作抵。她關於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體取悅於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也是極普通的婦女職業,為了謀生而結婚的女人完全可以歸在這一項下”。《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如此,《金鎖記》裡曹七巧亦如此。這不得不讓我們想到張愛玲不幸的兩次婚姻。如果說與胡蘭成的結合是一種女人對男人單純的愛,那麼和賴雅再婚就似乎帶著某種利益色彩。而這一切的經歷都為張愛玲筆下女性的性格和命運悲劇埋下了伏筆。沒有溫情,只有婚姻。為此,《連環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為一紙婚書苦苦掙扎;《半生緣》顧曼路為了生存也只有嫁給一個小癟三;《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與範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戰中,終於以攻破範柳原的婚戀之戰而告捷;《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換來了一把黃金枷鎖。這些女性群體在經濟上對男性的過度依賴,註定她們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經濟鎖鏈中。

  在張愛玲筆下的婚姻愛情總充滿磨難,有著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佈著不完美甚至談不上真誠的戀愛和婚姻,愛情反而是有利可圖的實現婚姻的終極目標。在《傾城之戀》中,香港的淪陷成就了白流蘇的婚姻,但並沒有成就她的愛情。小說結尾寫道:“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火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讀罷掩卷,有幾分哀豔,幾分惆悵,幾分宿命,幾分悲涼襲上心頭。《連環套》裡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調情,生活,卻始終沒有結果。《半生緣》中有真摯動人的愛情描寫,但不過是一場夢,經不起現實的輕輕撕扯便會破裂。《金鎖記》中七巧對兒女的婚事百般阻撓,使曾對婚姻愛情充滿希望的兒女走向和她同樣的婚戀悲劇。變態的靈魂,情愛的虛假,無愛的婚姻,生命的瑣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隨處可見,寫盡了人間百態、人世滄桑。張愛玲對人性的弱點,人生的苦難及婚戀的不完美進行了高度的解剖,筆下不同的婚姻狀態卻產生了的相似結果,婚姻是金錢交易,是女人對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徹底性。

  張愛玲筆下古老的女人,她們好像已經存活了幾個世紀,或者她們並未真正活過。她們的不幸不僅在於社會的眼中,而是按著傳統觀念為他們選擇一種門當戶對的理想的歸宿,更在於他們的全部教養和所有努力都是為了一個男人預設準備。無論被什麼樣的男人選擇,他們的命運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慾或者自己情慾的奴隸。縱觀張愛玲的作品,她憑藉女性敏銳的觀察力,精確細緻地寫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戀關係,雖然缺少浪漫的愛情,但現實的表現給人們帶來了極大心靈的撞擊,好像不小心被別人窺視到陰暗的心靈,張愛玲憑著冷靜無奈筆調,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點,人生的苦難及婚戀的不完美性。張愛玲的小說世界的整體氛圍是蒼涼的,這蒼涼不僅是指一種顏色,一種感覺,更是一種基調,一種創作的風格。當然這種蒼涼或困惑也是作者對時代特徵的總體領悟,是一個孤獨的女性對生存困惑和艱難歲月的深刻理解。

  四、張愛玲小說的人生真諦

  張愛玲是那麼的鬱鬱寡歡,她以淡漠筆墨的來描述自己所領悟的人生實質,彷彿吹奏一首淒涼而莫名的古曲,讓讀者自己去理解、去領悟、去探索、而不強加於人——這正是張愛玲的高明之處。有人說,張愛玲太悲觀了,她的小說使人絕望因而不易多讀。其實不然。佛經上說:“眾生因多欲而煩惱”;又說“煩惱即菩提”。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真正讀懂了張愛玲,方可認識到慾望是鑄成人生悲劇的根源這一真相,從而指導現實的人生少私寡慾,少謀個人私利,多貢獻於社會,那又何嘗不是一種通達,一種瀟灑呢?——這,或許才是張愛玲小說潛在的人生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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