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歷史上的四大“中興之臣”

晚清歷史上的四大“中興之臣”

  晚清(1840年—1912年),是清朝統治的晚期,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還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晚清歷史上的四大“中興之臣”,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1、曾國藩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曰文正。

  曾國藩出生於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

  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2、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銅,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

  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后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與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並稱為“中興四大名臣”,與俾斯麥、格蘭特並稱為“十九世紀世界三大偉人”。

  3、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著名湘軍將領,洋務派首領。左宗棠少年時屢試不第,後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

  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來竟因此成為清朝後期著名大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經歷了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平叛陝甘同治回亂和收復新疆維護中國統一等重要歷史事件。

  4、張之洞

  張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達,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

  張之洞早年是清流首領,後成為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創辦了自強學堂、三江師範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湖北武昌蒙養院、湖北工藝學堂、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廣雅書院等。政治上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工業上創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槍炮廠等。八國聯軍入侵時,大沽炮臺失守,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並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軍起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諡文襄。有《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這四位,有收復失土的,有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而且這四位都是洋務運動的領導者,要不是日本的入侵導致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說不定洋務運動就成功了。如果沒有這四位,估計清朝早就被改朝換代了。

  晚清“中興之臣”的介紹

  1、曾國藩

  “天津教案”以後,被朝野上下評價為“中興名將”、“曠代功臣”的.曾國藩,從神壇之上重重跌下。據時人筆記記載,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被冠以“賣國賊”稱號,朝廷賞賜給曾國藩的讚頌匾額被憤怒的國人“悉數擊毀”。湖南鄉紳甚至還召開大會,公開宣佈削除曾國藩名籍,即不再承認他的“湖南人”身份。

  “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曾國藩,灰溜溜地返回兩江,不到兩年便病逝於南京官邸。曾國藩死後,朝廷雖然給予了至高待遇;《清史稿》也罔顧歷史,記載有“百姓巷哭”的字眼;但這都無法掩蓋曾國藩“抱憾而終”的事實。

  2、李鴻章

  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代表晚清政府同英、法、美、日等十一國外交代表於北京簽訂《辛丑條約》,確定了“人均一兩,以示侮辱”的4億5千兩白銀賠款。繼《中法新約》、《馬關條約》,尤其是《中俄密約》簽訂以後,再簽訂《辛丑條約》的李鴻章徹底戴穩了“賣國賊”的帽子。

  李鴻章在晚年的總結和自我反省中,稱自己只是“糊裱匠”,“練兵、海事,都不能實在放手辦理”,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只是,就像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李鴻章在晚清諸多外交事件中,尤其是在簽訂《中俄密約》期間被坐實的納賄賣國表現,也足以讓他落得“大口吐血、旋即而終”的下場。很明顯,李鴻章也是帶著一肚子的遺憾離世。

  3、左宗棠

  和曾國藩、李鴻章不同,左公在晚清時期是一個絕對值得後世敬仰的另類英雄。僅憑左公“抬棺入疆”的霸氣舉動,就對得起後世對其“中國之光、民族之光”的至高評價。

  光緒十一年,重病在身的左公向朝廷上呈了遺折。在這道遺折中,左公的報國之願,感人肺腑:

  此次越事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憾平生,不能瞑目!

  “遺憾平生、不能瞑目”,煌煌左公臨終仍懷愛國心、報國志,只是這遺憾確令世人心酸。

  4、張之洞

  宣統元年,身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五朝的老臣——張之洞病重,時任攝政王載灃前往探望。對於張之洞以“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為由,不可輕易處置袁世凱的建議,載灃只是平淡地給予了“不怕,有兵在”的回應。

  就後來的發展情況來看,張之洞稱載灃之言為“亡國之言”並無不妥,更難怪張之洞會在哀嘆“國運盡矣”聲中去世。

  就此來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四位為“同光中興”做出巨大貢獻的朝廷重臣,或因晚節不保、或因國人咒罵、或因壯志未酬、或因哀嘆國亡而抱憾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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