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距離觀察理性寫作的名人故事

加藤嘉一距離觀察理性寫作的名人故事

  一個年僅26歲的青年,突然寫出一部“自傳”來,已經很不尋常,如果這個青年,原本是一個日本人,自傳卻用中文寫就,就更讓人驚異。近幾年在中國高校中人氣飆升的加藤嘉一,新近出版的《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就正好滿足了這兩個條件。

  有意味的是,加藤的這部“自傳”,除了寫艱辛的童年、窘迫的家庭,以及他如何來到中國旅居等等這些個人經歷,更多的筆墨還是他用中文寫作的觀察和評論文章。

  這個被媒體稱作“日本韓寒”的日本80後,正在以他的特立獨行,吸引著國人的關注,而他觀察中國的角度和深度也引人思考。

  解讀80後

  社會對80後這個詞彙,有一種特殊的情懷

  記者:我注意到,你接受採訪時說過,其實日本並沒有80後一說。但你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概念。你怎麼看中國80後的說法?

  加藤嘉一:80後、90後或者海歸派,中國社會現在有意分類的做法,其實也有它的理由。因為社會正處於變革時期,很多新鮮事物不斷湧現,大家都願意很輕易地給出一個框架,貼上一個標籤。雖然都只是在玩一個概念,但它確實能給那些年輕人帶來一種歸屬感。我一直認為,中國現在討論80後,是很正常的現象,因為從生存狀態來說,80後是幸福的一代,他們有很多選擇。

  記者:是這樣嗎?事實上,80後作為一個群體被質疑的聲音也不少。

  加藤嘉一:社會或者媒體的質疑———無非就是說80後沒有思考能力、沒有責任感———其實這是把他們的希望和遺憾,全部都壓到80後身上。全世界的80後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困惑中,不斷地做出判斷和選擇。對於中國的80後來說,所謂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或者說責任感,都被抬高了。其實80後也很清楚,自己實際上沒有這麼大的能力和責任。在這種矛盾之下,才會產生爭議。這是我最基本的解讀。

  記者:按中國的說法,你其實也是一個80後。很多人也在拿你跟我國80後的代表人物之一韓寒作比較,說你是“日本韓寒”。

  加藤嘉一:我從來沒說過我是日本的韓寒。但是,我相信媒體那樣比較,是有道理的。畢竟我和韓寒的性格、人的狀態,包括閱歷,都比較相似。但是我們生長的環境不同。你可以在我的書裡看到,我是那種看到日本社會不合理的現象,不公平的現象,就忍不住要發言的。可能這點上,我比韓寒更犀利。

  記者:我個人覺得你比較理智,比較冷靜,韓寒可能是更率性而為一些。

  加藤嘉一:你的說法讓我很高興,韓寒是自由自在的,他的風格就是這樣,他可以什麼也不在乎,這是他的性格和背後的生長環境決定的。我不一樣,我是在沒有歸屬感甚至是無家可歸的狀態下成長的。而且我又是到異國他鄉,必須適應習慣這裡的環境。還有我的性格,比較溫和比較理性,我相信我的文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理性的。所以可能我寫的東西更加的穩重。

  韓寒的做法很娛樂,狀態很娛樂,我的狀態不是。他是從娛樂的角度去利用媒體,我是從學術的角度去利用媒體。但是我相信我和他的很多觀點,有相近的地方。

  自說“觀察者”

  這些年的成功,給予我最大的收穫是自信

  記者: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你怎麼評價自己所做的事情?多年的觀察之後,回頭再看日本,你是否有一些新的認識與發現?

  加藤嘉一:我現在所做的事情,說起來無非是八個字:觀察中國,反觀日本。你也知道,現在日本的經濟和日本的對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中國的。在中國,有超過兩萬個日本企業。也就是說,我們日本的未來,取決於中國發展的怎麼樣。所以我相信,我的這段經歷,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記者:在觀察了多年之後,對於中國的整體印象有什麼變化?

  加藤嘉一:說內心話,七年前的時候,我沒有說必須要觀察中國,也沒有想到要扮演一個觀察者或者表達者的角色。何況,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我自己是要寫作的。但是環境改變了我,或者說造就了我這個人。

  作為觀察者,我自身肯定是有所變化的,所以,沒有很直接地與剛到中國時比較過。中國畢竟很大,那些文化味道比較濃厚的城市,它們根本上的東西是不變的。所以,這幾年,我一直在努力地與它保持距離。

  記者:這種不遠不近的態度,我覺得很值得肯定,因為有距離,才能看的更清。

  加藤嘉一:我還好,因為從小獨立自主的意識就比較強。別人的意見和勸告,我會非常認真地去聽,但最後還是由自己決定。我相信,只是拍馬屁的文章,讀者肯定不愛看。一味地把問題放大的批評,人們也不會愛看。還是要平衡,還是要距離。

  記者:你之前說過,來中國時沒有想到會寫作,但是這幾年來,無論是寫時政評論還是對社會熱點的關注,實際上你還是在用你的語言和文字,介入到社會公眾事務中來,這種變化對你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加藤嘉一:說內心話,這個問題我一直在迴避。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我個人的努力和對社會的敏感,那我現在的狀態是不可能發生的。更重要的一點,如果沒有時代、環境的改變,我也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年的成功,給予我最大的收穫是自信。我覺得白巖松說的特別對,我所做的事情到底意味著什麼,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給你一個答覆,對於我這些年做一個評價和總結,我覺得時間還不到。

  評價“自傳”

  評論我的過去,把自己當做一個外人

  記者:在我們的'傳統印象裡,年輕人出自傳多少是有些不合時宜的。但你的這本《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一直被當做是你的自傳。

  加藤嘉一:其實我不太同意它是所謂的自傳。我覺得自傳,可能有兩個含義,一個是相對比較成功,另一個是在一個人的晚年,所有的事業都完成之後,開始著手做的一個東西。從這兩個意義上說,我都不太符合。從某一個時間段來看,我是成功的,但是我現在才26歲,假設我能活65年,那現在還早。

  我一直把人生大概規劃分成三個階段,一個是成長期,一個是充電期,最後是集大成期。因為我準備去美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可以說是我人生第一階段的自傳。這個說法我是同意的。

  記者:你在這本書裡也提到,其實是因為父親的原因,才有了這本書。那麼你寫作的初衷與立意是什麼?

  加藤嘉一:我只是評論我的過去,把自己當做一個外人,拉開距離去寫。如果能透過我的回憶,讓中國的同齡人認識到一些東西,也很好。

  記者:應該說,在中國,你的這種觀察者的身份,已經十分成功。為什麼又會決定到美國去?

  加藤嘉一:是,在中國,可以說我很成功了。但對我來講,如果我只有中國的經歷,回去之後肯定不太被接受。所以,我希望在美國呆至少兩三年,平衡一下我對外的觀點和看法。

  不管怎麼說,中國和美國,對於日本是兩個最重要的國家,我現在想看看,美國人對待世界的態度。

  記者:這種離開,就像你在書裡也提到了,你是一個規則的破壞者包括你到北京來,也包括,你人還在北大,又批評北大。

  加藤嘉一:對。但是我覺得(那些問題)是很多人都這麼認為的。

  記者:問題是,這現象並不是北大才有。

  加藤嘉一:因為我在北大,只瞭解北大。北大那邊其實沒有人批評我,他們都說寫的非常好。說明什麼?說明大家都這麼認為。在沒有人否定的情況下,總得有一個突破口總得有人去說。

  記者:我覺得,拋開北大的問題不談,對中國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提出善意的批評,對中國人而言還是很新鮮的,當然可能也有點不信任,那麼這種觀察還是不完整的。

  加藤嘉一:對於這一點,我覺得我把情緒把握的比較好。首先我是用中文寫作的;第二,我尊重中國的國情;第三,我也尊重中國讀者的口味。但另一方面,我的身份決定,我是一個外人,這一點我也很清楚。我恰恰就是利用了這個空間。作為外來的第三者,很多話題我是很樂意去說的,而且我相信,我說了也不會受到什麼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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