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北京郊區型農業的變遷狀況論文
郊區農業是城市行政轄區內的市區外圍地區，以提供蔬菜、副食品滿足城市居民需要為主要目的的農業。一般大、中城市都有近郊和遠郊區之分，而其農業生產也有近郊農業和遠郊農業之別。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近代以來北京郊區型農業的變遷狀況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近代以來北京郊區型農業的變遷狀況 全文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北京史研究大多限於從社會近代化的角度探討北京城中的人、事、物，很少關注京郊農村。農業經濟史研究多以華北作為大經濟區來考察，也並未體察到城郊農村與其他農村的區別。通過閱讀民國時期大量針對北平郊區的高校調查，筆者發現北平郊區獨具特色，郊區農業在城市輻射之下，具有與其他地區農業不同的特徵，即"郊區型農業".
郊區型農業也稱城郊農業。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紀50年代的歐美早已開始"urbanagriculture"的研究，國內學者多將其譯為"都市農業",它不僅包括城郊農業，也包括市區內零星分佈的農業。國內學界對都市農業概念的起源，以及都市農業與城郊農業兩個概念的異同仍存在爭論。[3]
20世紀80年代初，郊區型農業開始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4]並很快受到政府重視。1984年，配合實施"菜籃子工程"建設，萬里副在中央農業會議上正式提出郊區型農業概念，強調"大城市郊區要發展'郊區型'農業，可以少種糧食甚至不種糧食".[5]***P49***隨後，郊區型農業進入實踐階段。此概念發展至今，大致可以將郊區型農業的特點歸納如下：①為城市生產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質和設施。②服務於城市的生態環保特性。③農產品商品化。④農業產業化集約經營。⑤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模式。這些特點決定了該農業形態相對獨立，既區別於鄉村地區的一般農業，又在各大中城市的郊區具有共同性，是農業現代化的先導。
目前官民均很重視的"郊區型農業",往往被史學同仁忽視。
難道中國歷史上沒有郊區型農業嗎?如果有的話，這種農業形態的存在狀況如何?近代以來的變化趨勢怎樣?這樣的變化趨勢是怎樣造成的?它給後人留下什麼啟示?為解決這些問題，本文從民國京郊民眾的角度，解讀農業三要素：資本、勞動力、土地，分析郊區型農業的特徵;再通過對民國時期政治、經濟等大環境的分析，明晰北京郊區型農業的變遷狀況。
一、特色耕地型別：以園田、水田為例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都城，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消費水平相對較高。北京郊區農業為滿足北京城的需求，形成了土地利用集約化程度較高的耕作模式。例如，"秧畦"或稱"洞子菜",[8]***P43-44***即今日所謂的溫室種植，向北京提供菜蔬;華北少有的水田，向北京提供稻米;此外，還有各色果園、花卉種植等。本文所關注的北京西北郊主要以蔬菜和水稻的種植為特色。園田出產各類蔬菜;"秧畦"是更專業化的園田，在冬春之際為生產反季節蔬菜育苗。耕種園地需要大量施肥，受運輸條件限制。農人趕著大車去北京城門賣菜、買肥或拉黑土，如若一天之內不能打來回，人畜便需要在外住宿，成本過大，所以距離城市20多裡以內的農村才有經營較大園田的。[9]
水田主要種植水稻，受地表徑流影響較大。西郊得益於三山五園，玉泉山水引入京城，引水道兩旁就是京郊水田的主要分佈區，距北京城不到20裡。本文分別考察園田和水田的耕種成本和收益，並與普通旱田比較，從中可以看出這兩種耕地型別的特點。
1、園田：
"一畝園十畝田"京郊園田在明清時期已有發展。當時北京城內外有很多規模不等的官、私菜園，"蔬菜的溫室栽培技術在清代北京仍很時興".[10]***P305***民國以後，官產逐漸私有，但郊區的園地種植仍然普遍，菜蔬多銷往廣安門菜市。
園田是旱地的一種，但種植的作物和方法均與種莊稼的旱地有別，園田的投資成本、收穫多寡也與普通旱地不同。冉村處於頤和園以西，屬於西郊蔬菜種植最發達的四季青蔬菜種植區，是種植"秧畦"較著名的村落，下面即以冉村為例說明園田與普通旱地的區別。
就地價比較，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冉村園地的價格多出旱地價格1/3,之後漲到了旱地價格的2-3倍。1937年每畝上等園地值80元，每畝上等旱地60元;1941年物價上漲後，每畝上等園地值350-400元，每畝旱地150-200元。[8]***P34***[11]***P70***再看人工。一般每人能耕種旱地20畝，而僅能管6畝園地或2畝秧畦。農民口頭有"一畝園十畝田"的說法。因此，種菜的村子吸引了許多"從山東河南一帶遷來的"長短工。[11]***P23***就工資而言，從1929年[12]***P11***、1939年[11]***P57***和1941年[8]***P52***對農工工資的調查來看，無論物價漲跌，園地工人的工價總要高過旱地工人近一倍。園地還需要諸如瓜長班、韭菜把式等特殊技能的工人，其半年的工資就已經高過旱地長工一年的工價。[11]***P57***綜合農工數量和工資，普通旱地、園地、秧畦所需人工成本之比大致為1∶5∶20.
園田的肥料也比旱地用得多。旱地肥料多是農人自己製造之牲畜糞和灰土肥，園田則需要大量大糞，除村民自己製造外，多是從北京城門各糞廠或兵營購買。大糞的價格，例如1939年為每百斤1元左右。旱地每畝約用七八元肥料，園地約30多元，秧畦每畦就要約20元的肥料。[8]***P47***.按照"每一畝地普通可以打上六七個畦"計算，[8]***P44***一畝秧畦大約需要120-140元的肥料。此外，城市裡的黑土用大車運回來就是好的肥料。[11]***P52***而且園田耕種"多施肥料得多澆水，不然莊稼長不好，是兩重的勞力".[8]***P47***可見，旱地、園地、秧畦的肥料施用比例大致為1∶4∶17.
綜上所述，園地經營所需成本遠遠高於旱地。除去土地成本，每畝園田的投入比旱地多出約4倍。若耕種秧畦則成本更高，幾乎達到普通旱地經營的10倍。所以園田經營除了受土壤質量、與城市距離以及灌溉水源的限制外，也受到資本投入的限制。因而當時"不及十畝地的人家差不多是種菜園，二十畝的人家，菜園和旱地各半，正二月的'秧畦'只是地多人的買賣，地少的沒有這許多本錢".[8]***P22***再看收穫。據1941年調查，"園地百餘元，旱地數十元","平常秧畦每畝能獲利六七百元，除人工資本外還有三百元上下".[8]***P30、41***園地種植蔬菜，每年最少有三期收穫，能賺到400元左右。秧畦是在冬春季節採用"大棚"育苗，出產的蔬菜比普通的要貴20倍。
天暖之後種秧畦的農戶再繼續種園田，每年能獲利1000元左右。普通旱地在京郊多實行兩年三熟的輪作制度："1.第一二年種玉米，小麥，晚玉米;第三四年種高粱糜子。2.第一二年種玉米小麥，麥碴白薯，第三四年種穀子棉花。3.第一二年種糜子，穀子，第三四年種高粱，麥子，蘿蔔。4.第一二年種高粱，大麥，晚玉米，第三四年種棉花，豆子。這些種法，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應該如此，只知道不如此便'不行'."[13]***P36***筆者採用1940年的畝產量和1941年8月農作物的市價，以第一種輪作方式對普通旱地的畝產進行計算，如表1:
畝產量資料採用孔祥瑩。某村大農與小農農業經營之比較[D].燕京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學士畢業論文，1940,頁12.1石=10鬥=100升=180市斤。其中，孔祥瑩的小麥和玉米畝產資料與徐秀麗***中國近代糧食畝產的估計---以華北平原為例[J].近代史研究，1996***1***。***研究所得的華北農作物畝產資料相類。但是，孔祥瑩缺少晚玉米的畝產資料，一般晚玉米的產量略低於玉米，此處晚玉米產量仍採用玉米產量計算。
市價資料採用廖泰初。一個城郊的村落社群[Z].首都圖書館北京地方文獻，1941,頁64.廖泰初的資料缺少糜子的市場價格，由於高粱和糜子都是旱季作物，筆者在第三、四年的輪種中，均採用高粱的資料。孔祥瑩調查之高粱畝產較1935年楊汝南和陳聚科等人調查的高粱畝產0.69石和0.91石要少。然而，1941年高粱價格畸高，平常年份高粱的價格應當不及玉米和小麥的價格。兩相抵消，高粱每畝所得銀元數當與尋常年份相類。參見楊汝南。北平西郊六十四村社會概況調查[C]//.李文海。《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鄉村經濟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289;陳聚科等人。前八家村社會經濟概況調查[J].清華週刊，1935***43.1***，頁45.
綜上，旱地每畝年收入為35.937元，園地每畝年收入400元左右，秧畦每畝年收入1000元上下。普通旱地與園地、秧畦的收入比例大致為1∶10∶30.園田，特別是秧畦，投入、產出均高於普通旱田。園田專業性強，是高度商品化的農業，具有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和規模化的特點。
2、水田：
遠近馳名的"京西稻"京郊地區的水田自清代中期開始由官府開發，[14]***P294-301***集中在昆明湖下游，主要種植水稻，西郊的"京西稻"遠近馳名。[15]水田還產慈菇、荸薺、菱角、蓮藕等作物。種稻最著名的是六郎莊，"耕地中大部都是水田，旱地的農作物如玉蜀黍、高粱幾種只是種在土阜矮丘等地方，為玉泉水和洋井水所灌溉不到的".[16]***P15***水田地價由灌溉水道的上下游而定。西郊六郎莊"悉當昆明湖吐口，所謂'上水田'是也。水在湖中蒸晒已久，水性較溫，不惟宜於禾稼，冬令亦不甚凍。下流各地名為'下水田',水性即冷，且時有缺水積水之患".[17]洋井也能灌溉水田，但是當地農民認為"洋井的水較涼，同時水質也不佳。因此不但影響收穫較晚，而且減了莊稼的成色".[16]***P29***1934年調查的昆明湖下游水田價格，每畝上等水田值120-200元不等，平均157元;每畝中等水田值100-160元不等，平均118元;每畝下等水田價格在80-120元之間，平均90元。[17]
相較於園地和普通旱地，水田的地價為園田的2-3倍，比起普通旱地而言則更是3-6倍有餘。耕種水田還需要大量人工和肥料。平均需肥量旱地與水田之比為1∶3.4,人工費為1∶5.[17]故而，農人稱"水田要肥料，資本大，而且時間花得多".[18]***P19***對人工的大量需求也吸引了外鄉人來此謀生，以山東的較多，時人稱之為"山東客".他們依著津浦鐵路方便的交通，常常是整年都在市郊，春節則回鄉過年。[16]***P72***水田的收穫也更多、更穩定。據1934年所調查之成本佔收穫的百分比，水田為88%,旱田是173%.[17]***P33***很明顯旱地賠累不堪，水田卻仍有收入。該年是郊區水災較重的年份，低窪的旱地出現了多次播種而顆粒無收的局面。該資料"純為計算上的數字，非農民即賠出如許的金錢在成本項內，所需或為自己的肥料，自己的人工，種子則買者尤少;但為計算計，卻不能一一按買價核算".[17]***P31***由於水田水的來源主要靠泉水、河水與洋井水，因此"從未因雨量大小而形成旱澇之災",種水田的農戶並不很關注每年的雨量。[16]***P27***水田的畝產量較旱田高，按上等田的畝產量，玉米多為每畝一石，水稻則近三石。[19]***P282-283***稻米的售價也高於玉米等旱地作物，如1924年、1925年的平均市價，玉米每鬥0.7元，稻米則為1元。[20]
水稻每畝的進款比老玉米多不止4倍。[21]***P70-71、98、155***綜上，西郊的水田，其發端是為供給城市需求。由於對環境和基礎設施有較高的要求，若要開發新的水田需要較多的人力和財力投入，經營起來也較普通旱田需要更多的勞力和肥料。但是，水田防災抗災能力強，是高投入高回報的農業型別。
總之，受城區大市場影響，北平郊區形成了種植菜蔬、水稻等商品化較高的農業型別，並非如華北其他農村一般以出售小麥或棉花等作物為主。[19]***P296-305***，[22]***P50-51***這種農業經營模式是一種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集約農業，是農民創收的途徑之一，在人多地少的郊區還能解決人地矛盾。
二、土地所有情況：以半自耕農為農業發展中堅
對於農業，土地的數量、肥瘠直接影響到其他生產要素的運用和農產品的種類、數量，因而考察京郊農戶土地所有情況、租佃關係很有必要。所謂自耕農，即農戶耕種自有土地，沒有租佃行為。半自耕農指的是農民除了耕種自有土地外，還租種其他人的土地。就市郊總體而論，自耕農佔了絕對多數。[23]***P26***若按照農村距離城市的遠近不同進行細分，則離城越近半自耕農越多。根據李樹青對距北京城40裡以內的農村所作的調查，"各村農家，以半自耕農為最多，佔46%,為平郊農村特點之一。佃戶次之，30%.自耕農較少，19.6%……地主亦以距北平稍遠的地方為多，如東小口，回龍觀，東北旺，太舟塢及白家疃等村。可見，近郊地主，均居在北平城內也".[17]***P22***"城裡的地主即使賣地，也一總轉移到另外一個城裡的人".[16]***P99***因此，地主離鄉的情況不會因個別家庭的變化而改變。其他調查中的西郊水磨[20]、炸貨屋子[17]***P48***、掛甲屯[24]***第一部P29-30、第二部P104***，[25]***P91***等村也是由於地主的離鄉導致半自耕農、佃農較多，這些村均距離北京城十里左右。這一特殊性的形成與北京的城鄉交流有莫大的關係。費孝通認為："只有當城鄉金融關係密切的時候才出現不在村地主。"[26]***P28***明清時期江南就已有不在村地主，這是商業化與城市化不斷髮展的表徵。[27]
在商業化發展相對遲緩的北方，不在村地主尚不多見。這一現象與中國人的土地觀念密切相關。在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村，農人們對農田工作有明顯的喜好，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放棄農耕。[28]***P28-29***但是，商業帶來的都市浮華浸染著郊區農村。土地在郊區農人心中是資產，並非親自耕種不可。"能下地而不下地不但表示有錢，更表示有閒".[16]***P69***有閒之人可以出外謀仕進，謀商業利益。更何況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清朝時京郊就有公田，民國之後很多土地又被軍閥、政客、商人所佔，因此不在村地主更多。
就小自耕農而言，一方面市郊多實行小家庭制，每戶人口不多，[29]***P479-483***析產分家必然導致土地分割得零碎，專靠自有土地的產出無法維持日用。另一方面，郊區人多地少，地價較高，不易購置地產。郊區的地租也高，民間地租大抵是一季收穫量的一半左右，獲利不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