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征賦原文賞析

朝代兩漢 詩人班昭

辭賦精選 抒情

　　斑昭之子曹成，曾為長垣長（縣長）。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隨其子到長垣就職。他們乘車從都城洛陽出發，經過偃師、鞏義、滎陽等地進入了今天的新鄉地界。他們先是到了卷城縣（今原陽縣），在原武（今原陽縣原武鎮）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間在陽武（今原陽縣城）的桑間住了下來。第二天經平丘（今封丘縣黃陵鎮），進入匡城縣（今長垣縣西）。進入長垣以後，她想起了歷史先賢們在這裡的故事：孔子當年路經匡地，被誤認為是陽虎而遭圍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後來卻被冤殺；蘧伯玉是衛國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為衛地的形象代表。田園，農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觸景生情，浮想聯翩。她將這一路上的見聞與感受，仿照她父親班彪寫的《北征賦》寫成了《東征賦》。上文是對作品的創作年代和寫作緣由的一種說法。

　　商丘師範學院文學院的金璐璐在《學術論壇》2010年6期發表文章稱：“經梳理相關文獻，對班昭《東征賦》的作年與主旨進行考證，證明《東征賦》作於永元七年；《東征賦》的主旨不是班昭隨子東征經歷的記述，而是欲以此賦誡子曹成為官應具之德、應做之事,以不負朝廷重託。《東征賦》在創作題材、體式與風格上皆突破了漢代女性文學的陳範,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上文對本作品的創作年代和創作意圖給出了另一種說法。

　　班昭所作《東征賦》一篇，被昭明太子蕭統編入《文選》，儲存了下來。李善注引《大家集》說，“子谷，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宮，作《東征賦》。”又引《流別論》說：“發落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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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徵行賦作於漢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隨兒子曹成（字子谷）去陳留赴任。本賦主要是抒寫沿途的所見所感，注重四個方面：

　　一是寫離開京城的悲傷之情；當“去故就新”時，想到身寄異地，悲傷不已，徹夜難眠。隨著行程的推進，離京城越來越遠，而“懷土”念故之情越發沉重，由此表達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寫長途跋涉的勞苦之情。班昭歷經七邑，風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勞，在所難免。賦文直言其事，既有鞏縣多艱，又有河洛險阻，更有桑間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懷上古安居樂業的時代生活。

　　三是寫緬懷先賢之情。過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運，過衛地讚美子路的勇義精神，過蘧鄉時追懷伯玉的美德不朽。這些懷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運來寬慰自我，聊以解憂。

　　四是寫體察民難之情。這方面的文字雖然只有四句，而從蒲城丘墟、荊棘叢生的荒涼景象的描寫，表明了東漢末年的時亂所帶來的災難。作者有意識的“察農野之居民”，可見班昭對災難深重的農民是寄予同情的。

　　時隔十六年後，蔡邕由陳留赴京，正好與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動，但同樣撥出“民露處而寢溼”的共同心聲，這不能否認此賦所產生的影響。

　　賦末“亂辭”直抒其情，強化了賦文的抒情主題，將個人富貴難求、俟時難得的命運，與東漢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測的社會命運相聯絡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於，在交待自身遭受厄運的同時，透露了對社會的批判之情。

　　本賦的語言簡明暢達，一氣呵成，讀來感人至深。

　　此外，其亂辭稱：“ 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這表明班昭的《東征賦》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賦》而作。賦中記敘自洛陽至陳留的經歷，對於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賢多有稱頌，都是觸景生情，發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賦》相比，《東征賦》的感情描寫更為細膩，作者把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曲折而真實地反映出來，強自開解而又無可奈何，低徊往復，而又有古淡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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