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羊尊
[拼音]：Gu Yanwu
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學家。初名絳，字忠清，清兵南下，他改名炎武，字寧人。曾自署“蔣山傭”，人稱亭林先生。崑山(今屬江蘇)人。少年時深受嗣祖顧紹芾的影響，關心現實。注重實學，凡天文、地理、水土、兵、農、歷代典章，無不熟究。曾參加“復社”反對宦官擅權的鬥爭。清兵南下，嗣母王氏絕食而死。他參加了崑山、嘉定一帶人民的抗清鬥爭。清順治十三年（1656），隻身北上，遍遊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地，結納各地愛國志士，觀察中原地區的地理形勢，以圖恢復。康熙七年(1668)，為山東“黃培詩案”株連入獄。經友人營救獲釋。清廷曾多次逼迫他參加纂修《明史》，均遭嚴詞拒絕。顧炎武研究經學，反對空談，注重確實憑據，辨別源流，稽核名實，開清代樸學風氣。一生律己很嚴，操行卓越，身處逆境而終無頹唐之想，表現出堅定的民族氣節和不屈精神。
顧炎武學識廣博，著作巨集富，在經學、音韻學、史學、文學諸方面有很深造詣。其文學成就主要以詩見稱，現存各體詩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顧詩箋註》的《集外詩補》中所收的 4首佚詩。顧炎武認為“文須有益於天下”(《日知錄》)，“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三）。他說：“詩不必人人皆作”，“和韻最害人詩”，反對一切阿諛、剿襲及無聊的應酬文學，提倡嚴肅的創作態度。他主張“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但並不一般地反對運用技巧。他指出《漢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史記》則“情態橫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認為《漢書》不如《史記》。他反對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評一位朋友的詩文說:“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與人書》十七）
顧炎武詩歌創作的現實性和政治性十分強烈，帶有明顯的史詩特色。清軍南渡，一路燒殺淫掠。顧炎武寫下了一系列國亡家破、長歌當哭的壯烈詩篇。他在《秋山》中描寫江陰、崑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敗後被屠殺劫掠的慘狀：“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烈火吹山岡，燐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楊廷樞、陳子龍、何騰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詩哀悼。他起初寄希望於南明政權，在《京口即事》中，他將督師揚州的史可法比作東晉志圖恢復的祖逖。南明唐王遙授他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詔命後十分激動和興奮，《延平使至》詩中寫道:“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著名的七言律詩《海上》四首，關心恢復事業，悲感蒼涼，林昌彝《射鷹樓詩話》評為:“獨超千古，直接老杜。”南明政權相繼覆滅，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謁長陵秋孝陵”（《重謁孝陵》）寄託胸懷。《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處士次韻》、《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現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懷念故國之心仍耿耿不釋。
顧炎武對政治、世事的閱歷很深，他的思想帶有不少進步的因素，如反對“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與友人論學書》)，主張國君應“以公心待天下之人”（《郡縣論》）等。在《日知錄》中，他批判了“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的做法，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等觀點，突破了封建倫理觀念的侷限，迸發出民主主義的思想火花，給他的愛國思想帶來了新的色彩。
顧炎武生當社會大變動的歷史時期，正視現實，反映現實，詩歌形成了沉鬱蒼涼、剛健古樸的藝術風格，精神骨力，接近杜甫，在清初成就很高。沈德潛評他：“肆力於學，……無不窮極根柢，韻語其餘事也。然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詩別裁》）
顧炎武同時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書信筆鋒銳利，議論文簡明巨集偉，記事文如《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軍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風亮節，讀來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躍然紙上。
顧炎武著作，有《亭林詩文集》，清代有潘耒、蒯光典等人的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潘刻本，中華書局校補為 6卷本。此外還有《日知錄》、《音學五書》、《韻補正》、《天下郡國利病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