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鼓舞

[拼音]：Hanshu Shihuozhi

《漢書》中記述中國西漢經濟的專篇。其主要內容，是關於西漢時期（包括王莽攝政、稱帝時期）的經濟議論，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言“食”，下篇言“貨”。中國史書記述經濟史實，以《史記·平準書》為其先驅，而《漢書·食貨志》繼承其重視經濟的傳統，內容更為充實。

作者簡況

《漢書》作者班固（公元32～92），字孟堅，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人，曾任蘭臺令史，負責掌管皇家圖籍，典校祕書。班固與其父班彪（公元3～54），同是著名史學家，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在其父遺著《史記後傳》的基礎上，開始撰寫《漢書》。經過他潛精積思20餘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才基本上完成了這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食、貨概念

在《漢書·食貨志》裡，班固對“食”與“貨”這兩個概念，做了明確的解釋：“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可見，“食”是指農業生產，“貨”是指農家副業布帛的生產及貨幣流通。班固把食貨闢為專志來進行研究，說明他對經濟工作的重視。

《漢書·食貨志》通過對西漢社會經濟狀況的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為本”的思想，對西漢所施行的財政經濟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討，在如何做到“足食、安民”的問題上，提出了看法。

《食貨志》上篇

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視農業生產的思想。如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丘的“先富後教”，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戰之賞”等，繼而敘述了戰國以後直到西漢的農業經濟狀況。針對漢初的經濟凋蔽現象，記述了漢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為改變這種局面，積極採納了賈誼的“積蓄”、晁錯的“貴粟”和耿壽昌的“常平倉”等建議，實行了旨在恢復農業經濟的措施。書中記載了“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作法，肯定了對農民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對由此產生的西漢經濟繁榮局面大為讚揚，同時批判了西漢後期出現的“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及“天下虛耗，人多相食”的現象。特別揭露了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造成百姓流離失所，餓死者十之七八的慘狀。班固這種明確地闡述重食、足食在鞏固封建統治中的作用，系統地評論西漢經濟政策的得失，不諱言社會矛盾的態度，是十分可貴的，它為研究西漢時期農業經濟方面的經驗教訓，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食貨志》下篇

敘述了自先秦至西漢統治時期貨幣演變的過程，從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出發，來說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的重要意義。書中列舉了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管仲通輕重之權，周景王鑄大錢，以及秦時通行黃金，銅錢上、下二幣的情況。至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引起物價騰貴。繼而，孝文帝鑄四銖錢，造成私鑄氾濫，致使“吳、鄧錢布天下”。武帝時富商大賈財累千萬，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錢益多而輕，於是造上林三官錢，以圖穩定物價。迨至王莽攝政、稱帝，變法制，更鑄造大錢，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並屢次改變幣制，造成“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的局面。班固通過總結西漢王朝的治亂，說明貨幣流通在穩定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貨幣之所以能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必須本身價值穩定，由國家掌握其發行，管理其流通。也就是說，國家要掌握貨幣收放之權，使之調劑得當。這樣，才能使物價穩定，使“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但是，自西漢以來，由於偽造嚴重，貨幣不穩，統治者為了平抑物價，安定民心，遂進行了不少的經濟改革。該篇還詳述了桑弘羊的煮鹽、冶鐵、酒榷、均輸、平準等經濟政策，分析了這些經濟政策的成敗原因和利弊所在，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治理經濟提供了重要的借鑑。

對後世的影響

《漢書·食貨志》為後代修史樹立了一個典範。在中國二十五史中，繼《漢書》之後，《晉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舊元史》、《新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均仿《漢書》而專闢《食貨志》，且篇章增多，以反映歷代農業生產、副業生產及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和變化。其中《宋史》、《明史》中的《食貨志》尤為詳盡，子目多至20餘種，分別記述田制、戶口、賦役、倉庫、漕運、鹽法、雜稅、錢法、礦冶、市糴、會計（國家預算）等制度。另外，唐杜佑所撰《通典》，也首列“食貨”，專門論述上溯唐虞、下迄唐天寶間的經濟問題。元馬端臨（約1254～1323）的《文獻通考》，全書二十四考，有關經濟方面的資料就佔 1/3，即：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徵考、市考、土貢考、國用考，也是以《漢書·食貨志》為範本，將食貨問題擴大為八考來進行闡述的。這些表明了《漢書》專闢《食貨志》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