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肯人

[拼音]：He'ercen

[英文]：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 (1812～1870)

俄國作家、政論家、哲學家、革命活動家。1812年4月6日生於莫斯科大貴族家庭。自幼深受十二月黨人起義影響，曾與摯友奧加遼夫在莫斯科麻雀山上起誓，要為俄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獻身。1829年入莫斯科大學數理科學習，與奧加遼夫等人組織政治小組，研究社會政治問題，關心西歐革命運動，宣傳資產階級啟蒙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思想。1833年大學畢業後，曾計劃出版宣傳革命思想的刊物，於1834年和小組成員一起被捕，以“對社會極其危險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先後兩次被流放。在長達6年的流放期間多方面接觸黑暗的社會現實，加深了對專制農奴制度的憎恨和對下層人民的同情。1836年起以伊斯康捷爾筆名發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站在西歐派左翼立場，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和文學創作活動。

40年代，赫爾岑不倦探索正確的革命理論，形成唯物主義世界觀，在政治思想上逐漸轉向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他與別林斯基一起，主張俄國走革命的道路，先是反對保守的斯拉夫派，到了40年代後半期，又同自由主義西歐派分道揚鑣。主要哲學著作《科學上一知半解》(1842～1843)、《自然研究通訊》(1844～1845)，繼承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要求哲學密切聯絡自然科學和社會實際，肯定自然和人、物質和意識的統一，認為“真實的世界無疑是科學的基礎”，強調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矛盾是自然和社會進步的基礎。列寧指出，赫爾岑“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制的俄國，竟能達到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經走到辯證唯物主義跟前，可是在歷史唯物主義前面停住了”。

由於在沙皇專制統治下無法進行社會活動，1847年攜家赴法國，成為政治上的流亡者。次年目睹法國二月革命以及革命失敗後工人的被血腥鎮壓、反動勢力的“可恥的凱旋”，他思想上發生危機，對西歐社會主義運動感到失望，轉而把希望寄託於俄國日益高漲的農民運動，認為俄國在消滅農奴制後可以通過農民村社實現社會主義，為後來的民粹主義奠定了基礎。1852年8月移居倫敦，一直住到1869年秋。1853年在倫敦建立“自由俄國印刷所”，出版過許多革命傳單和小冊子；1855年創辦文藝叢刊《北極星》，1857年又同奧加遼夫合辦《鐘聲》報，發揚十二月黨人革命傳統，號召人民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這些報刊大量地祕密運回俄國，促進了解放運動的發展。農奴制改革前夕，他曾有過動搖，表現了自由主義傾向，在《鐘聲》上呼籲亞歷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農奴;同時，在評價貴族知識分子對解放運動的歷史作用上，又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有分歧。不過，在他身上民主主義畢竟還是佔了上風。60年代，他堅決站在革命民主派一邊，反對自由主義，促進祕密革命組織“土地與自由社”的建立，支援1863至1864年波蘭起義。晚年僑居日內瓦，期待西歐革命運動的新高漲，把視線轉向“馬克思所領導的國際”，寄希望於“勞工世界”。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逝世。

赫爾岑在反對俄國專制農奴制度的鬥爭中，確立和發展了唯物主義美學觀、現實主義文藝觀。他認為“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是革命和科學道路上的試金石”，這裡所說的現實主義是指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也包括以它為基礎的尊重現實、熱愛生活的美學觀。他肯定人的審美活動同社會實踐的聯絡，強調美“不能置身於自然規律之外”，但只有對社會的人才具有審美意義，才是一種“審美的現實”。確認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而藝術的特徵在於“藝術是想象，科學是理解”，藝術家的思想“由語言表現出來，體現為形象”。強調文藝的社會作用，堅持文藝的思想性和人民性，認為文學“作為人民的語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現”。在《科學上一知半解》、《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1850)等著述中，提出對俄國文學史和世界藝術史的系統見解，論證現實主義代替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揭露現代資產階級文化藝術的腐朽沒落。他在《終結和開始》(1862)等文章以及書信中，一再指出“市儈精神……對藝術來說是格格不入的”，它在藝術上的兩個主要表現形式，就是“為金錢而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他認為在當時的俄國，“文學是唯一的論壇，可以從這個論壇的高處，向公眾發出自己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這一思想貫穿於《談談描寫俄國人民生活的長篇小說》(1857)和《俄國文學中的新階段》（1864）等論文中。他肯定俄國文學同解放運動的密切聯絡，強調以果戈理為代表的“新文學的主要特點是病理解剖”，“對現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時十分重視出類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認為通過這種典型能最充分、最鮮明地體現時代的理想和美。

赫爾岑的文學創作貫穿著反農奴制的主題，形式多樣，獨具一格，在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在30年代以浪漫主義開始創作活動。一些早期作品著重表現對未來的朦朧理想，歌頌以個人精神力量與現實對抗的浪漫主義英雄。1840至1841年發表的自傳性中篇小說《一個青年人的札記》，標誌著轉向現實主義。這篇作品真實描寫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得到別林斯基的好評。長篇小說《誰之罪？》 (1841～1846)，通過3個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愛情悲劇以及對他們周圍人物的描寫，暴露農奴主的殘酷專橫、下層人民的悲慘遭遇、遠離人民的知識分子的軟弱無能。貴族青年別裡托夫形象的塑造，豐富了俄國文學中“多餘的人”的畫廊。中篇小說《偷東西的喜鵲》(1848)寫一個農奴出身的女演員的血淚史，揭露了摧殘人的尊嚴和創造才能的專制農奴制度；《克魯波夫醫生》（1847）辛辣地諷刺農奴制社會的“普遍瘋狂”的徵象。這一時期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政論色彩，對生活的真實描寫、人物的深刻心理分析同富於激情的哲理性議論相結合，在俄國社會心理小說中別開生面。別林斯基認為他的才能的“主要力量”在於“思想的威力”，並稱他為“人道的詩人”。

流亡國外期間，赫爾岑主要以政論、隨筆、回憶錄、書信等形式進行創作。《法意書簡》、《來自彼岸》(1847～1850)等論文集，以犀利的筆鋒抨擊西歐資本主義社會，抒發作者因目睹法國二月革命失敗而引起的精神悲劇和激情，筆墨飽含血淚，情理交融，形成獨具一格的抒情性政論。代表作《往事與隨想》(1852～1868)，是一部包含著日記、書信、散文、隨筆、政論和雜感的巨型回憶錄。作者自稱這是“歷史在偶然出現於它的道路上的一個人身上的反映”。全書共7卷，內容豐富，反映從十二月黨人起義到巴黎公社前夕半個世紀俄國和西歐的社會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廣闊的歷史畫面上描寫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並把重大事件同作者個人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發展有機地聯絡在一起。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是這位思想家一生對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對光明未來的堅強信心。文筆生動活潑，富於感情，人物刻畫鮮明、簡練，善於通過細節描寫概括深刻的時代內容，在俄國以至全世界自傳體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赫爾岑以獨特的文體家著稱。屠格涅夫認為“俄羅斯人中間只有他能這樣寫作”，“這種語言是有血有肉的東西”。

赫爾岑是“在俄國革命的準備時期起了偉大作用的作家”（列寧），他的許多著作在俄國長期被禁，到1905年後才準印行；在國外，19世紀70年代後期即已出版，後來被譯成多種文字，廣泛流傳。其主要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已陸續介紹到中國，早在解放前《誰之罪？》、《偷東西的喜鵲》等都有中譯本，《往事與隨想》曾由巴金譯介過個別的章節（《一個家庭的戲劇》），近年來他正翻譯這部鉅著的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