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尺七調
[拼音]：Xun Kuang
中國戰國末期思想家、教育學。字卿，亦稱孫卿或孫卿子，趙國（今山西南部）人。生卒年不詳。他的主要政治、學術活動約在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 298）至秦王政九年（公元前 238）之間。他曾幾次去當時學術活動中心齊國的稷下，三為稷下學宮祭酒。他曾依楚春申君為蘭陵（今山東莒南縣）令。春申君死後，他就定居蘭陵，不再從事政治活動。戰國末期，封建社會已漸形成，荀況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維護新興的封建制度。他的思想，反映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在政治經濟上統一的要求。荀況是戰國末期儒家最後的一位大師。他批判地繼承了孔丘以來儒家的思想傳統，又批判地吸取了道、法、墨、名各家學說，成為先秦集大成的古代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遺留下來的著作經後人整理成《荀子》一書，凡20卷，32篇。他的著名弟子有李斯、韓非等。
中國自殷周以來即相信巫祝；先秦學者中，對於天，多認為是有意志的。孔丘、孟軻講“天命”，墨翟講“天志”；荀況則反對西周以來人格神的“天命”，認為天是自然的，有自己的執行規律。人既不能左右天行，天也不能予人以吉凶、禍福。但人應順應天行，利用自然、戰勝自然，取得好的結果；不然，就要受到災害。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他在《天論》一篇中，講了人們“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表現出中國早期的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
荀子這種唯物主義思想，也表現在他的認識論上。他認為人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客觀事物也是可以被認識的。他說:“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人認識客觀事物，首先是通過感覺器官與外界接觸。感覺器官為耳、目、口、鼻、形體(面板的感覺)五種，荀況叫它們為“天官”，通過這五官而形成感覺。第二步是用“心”進行思維。他說：“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天論》)。經過“天君”的思維，對感覺得來的認識進行審察，加以辨別、驗證。經過辨別、驗證的認識，荀況叫“徵知”。 這種見解，是具有唯物主義精神的。當然，荀況所說的心是指實體的心，不是指的大腦。
在政治、社會觀點上，荀況特別重視“禮”。他認為禮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強大力量。他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這已把禮與法聯絡起來，作為社會上共同的準則。荀況也曾反對奴隸主世襲制。他說：“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在人性問題上，荀況認為人性是惡的。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人為)也”(《性惡》)。又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性惡》)。孟軻認為人生來即具有仁、義、禮、智的先驗道德，因此主張性善論。荀況對於人性的看法與孟軻相反，提倡性惡論，認為人生來只具有生理和生活的需求，人的本性是和辭讓、忠信、禮義、文理等道德社會規範相矛盾的，因此他否認人的先驗道德，強調通過後天的環境、教育，用禮義法治來改造和約束人性。他說：“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性惡》）。
荀況關於教育作用與目的的論述
他認為人的成長變化，改惡從善是靠後天的積習漸染。且由於仁義法正的影響，才能使“塗之人可以為禹”（《性惡》）。他強調環境、教育對人性的改造作用，但他卻不能科學地說明禮義、法治的起源問題，把禮義、法治說成是少數聖人、君子的發明。
關於教育目的，從改變人的性質來看，荀況認為在於“化性起偽”。“偽起而生禮義”。從培養什麼樣人來看，荀況基於為初期封建統治者培養人才的需要，認為教育目的是培養士、君子、聖人。他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勸學》）。他又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敦禁我哉！”(《儒效》)“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論》)。荀況主張以培養士、君子、聖人作為教育目的，而以學為聖人作為最高的目的。
荀況關於道德教育的論述
他很重視道德教育，關於道德教育的內容，主要的可概括為以下兩點：
（1）崇禮尚義。荀況特別重視禮，甚至把禮推崇為有法的作用，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準則。禮是維護等級差別的。他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富國》）。“禮所以正身也，……無禮何以正身”(《修身》)。因為禮有這樣大的作用，所以說：“學也者，禮法也”（《修身》）。
孔孟講孝弟。孔丘認為孝弟是仁的根本。甚至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荀況則認為孝是小行，應以義為尚，即認為怎樣是對，便應怎樣做。他說：“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子道》）。人應崇尚大行，這反映出荀況的新興地主階級的精神。
（2）隆師親友。這與崇禮尚義是有關係的。隆師親友是達到崇禮尚義的手段，又是荀況很重視的道德條目。荀況很重視師友的作用，尤其尊崇老師，把師提到與天地君親的平等地位。他曾說：“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極）惡其賊”（《修身》）。“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性惡》）。
關於道德修養，他提出以下幾點：
（1）參驗反省。荀況在《勸學篇》中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這就是說先要有廣博的知識而後再以知識為依據每日參驗省察自己，能這樣，則知明而行無過，就有了道德修養。
（2）擇善而從。荀況說：“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勸學》）。“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修身》）。
（3）積善成德。荀況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勸學》）。又說：“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儒效》）。
荀況關於教學內容和方法的論述
關於教學內容，荀況主張學習《詩》、《書》、《禮》、《樂》、《春秋》等；其中，他特別重視學《禮》。“禮”當時起著維護封建制度的作用，這些知識，又都符合他培養士、君子、聖人的要求。
關於教學方法，荀況提出以下幾個原則：
（1）強學力行。荀況認為學習要注重聞、見、知、行。他對知行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見，認為行比知更為重要，強調艱苦的學習和實際的行動。他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儒效》）。同時他還認為，只有行之有效的，才是正確的。他曾說：“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勸學》）。
（2）虛壹而靜。荀況認為學為要虛、壹、靜。所謂虛、就是虛心，不因已有的知識而妨礙接受新知識。所謂壹，就是專心。心中已有各種不同的知識，這叫“兩”，不能使這種知識妨礙另一種知識的吸取，即“不以夫(彼)一害此一”（《解蔽》）。所謂靜，即靜心，能不受煩亂雜念擾亂。荀況說：“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解蔽》）。能夠“虛壹而靜”，才能做到“大清明”。即達到認識上完全透徹無所偏蔽的境界。
（3）學思兼顧。荀況繼承了孔丘的思想，認為在學習上學與思二者都不可缺，這與他的認識論是有關係的。他說：“學不可以已”（《勸學》）。又說：“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4）積漸全盡。荀況認為學習要全面、徹底、精粹。他說：“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勸學》）。全，也就是照顧全面，不要“蔽於一曲，而於大理”（《解蔽》）。也就是要萬物並陳而設立標準來衡量，即“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解蔽》）。
（5）專一有恆。荀況認為學習要專一，要有恆心，堅持不懈。他說：“行衢道者不至，……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勸學》）。“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勸學》）。
荀況非常重視敬師問題，特別強調“師法”的重要。他說:“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 有師法，則隆積矣”(《儒效》)。他認為要“化性起偽”，積禮義為君子，就要注重師法。他強調學習必須依靠教師的指導，學生應該尊重教師。他說：“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大略》)。同時，他對教師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他說:“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致仕》）。
參考書目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
樑啟雄：《荀子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