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達明(1906～ )
[拼音]：fenlan wenxue
芬蘭最早的口頭文學是13世紀出現的傳奇故事──聖歌《亨利主教之死》。16世紀時口頭文學更為繁榮，民間產生了很多反映人們生活和勞動的歌謠。這些歌謠都用排句和抑揚格詩律，易學好記。據統計，流傳下來的各種神話、傳說有18萬多篇，歌謠、謎語各 5萬餘首，這都是芬蘭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
中世紀的芬蘭文學和宗教聯絡很密切，進行創作活動的大多是神職人員，題材都和宗教活動有關。17世紀40年代，芬蘭成立圖爾庫學院，開設詩學講座，興辦印刷廠，逐漸改變了文學從屬於宗教的狀況。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流行體裁是抒情詩，作家除神職人員外，還有出身顯貴和有機會受教育的中上層人士，他們都用拉丁文和瑞典文寫作。18世紀的芬蘭文學活動主要是收集、研究並出版歌謠和傳說。
19世紀初期，傑出的民歌古詩蒐集家和研究家埃利阿斯·蘭羅特(1802～1884)在“星期六學會”和“芬蘭文學社”的支援下，經過10多年的努力，於1835年將民間傳說、神話和歌謠編成一部長達12，000行的民族史詩《卡勒瓦拉》（一譯《英雄國》），蘭羅特被稱為“芬蘭的荷馬”。與蘭羅特同時還有瑞典語作家約翰·路德維格·魯內貝格(1804～1877)，他受到“星期六學會”愛國思潮的薰陶，又因當過鄉村教員，創作了不少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詩篇。他的處女作《麋鹿獵者》(1832)描繪了農民淳樸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質。1846年他創作的《我們的國土》，是長詩《軍旗手斯托爾的故事》中的一篇，詩中再現了1808至1809年俄國瑞典戰爭給芬蘭帶來的苦難，深沉悲壯而又慷慨激昂，1848年譜曲後，在群眾中廣為流傳，芬蘭獨立後即被定為國歌。
扎卡里阿斯·託佩利烏斯(1818～1898)也是用瑞典文寫作的詩人和作家，在魯內貝格和“星期六學會”影響下，創作了大量富於浪漫主義和愛國精神的詩歌、短篇故事、小說和戲劇。他的代表作是歷史小說《一個軍醫的身世》，通過兩個家庭的經歷，敘述18世紀瑞俄兩國在芬蘭領土上進行的三十年戰爭，這部作品至今在北歐文學中仍有影響。
19世紀中葉以斯內爾曼(1806～1881)為代表的民族主義運動蓬勃開展，在創造芬蘭民族文化、芬蘭語文學和維護芬蘭民族自尊心的口號推動下，芬蘭文學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以作家基維(1834～1872)的出現為標誌。
基維出身於一個窮苦的裁縫家庭，他從切身經歷中攝取題材進行創作，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是第一個用芬蘭文寫作的劇作家和小說家。他的處女作《庫勒沃》(1864)取材於民族史詩《卡勒瓦拉》，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芬蘭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悲劇。同年創作的《荒原上的鞋匠》是有名的諷刺喜劇。另一部喜劇《訂婚》(1866)深刻地揭露了莊園主的荒淫無恥，真實地反映了下層人民的貧困。基維是芬蘭小說和戲劇的奠基人。
19世紀下半葉，芬蘭民族覺醒運動繼續深入發展，同時挪威的易卜生、俄國的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英、法等國要求社會改革的思潮和達爾文主義相繼傳入芬蘭。這一時期的作家比早期更關心社會生活，他們揭露社會矛盾，反映社會問題，特別是一些青年作家力主革新，猛烈評擊社會弊端和教會保守勢力。革新和保守的鬥爭在文藝領域中有所反映。走在鬥爭最前列的是女作家米娜·康特(1844～1897)，她公開宣佈自己是“新時代”的人。她的代表作《窮人》深刻地揭示了窮人受苦、富人致富的根源，作者指出：要使窮人不生病，只有消滅貧富差別，使大家有工做，有飯吃。她的另一部作品《工人的妻子》表達了芬蘭婦女對舊法制的反抗精神和提高女權的強烈願望。
尤哈尼·阿霍(1861～1921)也是一位有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於基維。他的早期作品《當父親買燈的時候》和《鐵路》，描繪了與現代文明隔絕的、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他的代表作有《牧師的女兒》(1885)和《海爾曼老爺》。前者描寫強迫婚姻制度下的一個婦女對昔日情人的懷戀；後者是一部諷刺莊園主生活的中篇小說。阿霍的晚期作品受法國自然主義的影響，小說《牧師的妻子》便是一例。19世紀下半葉比較優秀的詩人有尤哈納·亨利克·埃爾科(1849～1906)、卡爾洛·克拉姆蘇(1855～1895)等，他們的詩作充滿愛國主義情緒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埃爾科又是一個政治活動家，他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寫了不少鼓舞工人鬥爭的詩篇，他的田園詩《在蔚藍色的湖邊》、《啊，假如你是我的心》，象民歌一樣清新曉暢。克拉姆蘇的詩充滿叛逆精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被壓迫者的心聲。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浪漫主義在芬蘭文壇上曾風行一時，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愛國青年作家，他們或緬懷遠祖的功績，企圖以此振奮國民的意志，或憧憬未來的國度，以寄託自己的理想。新浪漫主義當時雖不佔主導地位，卻給芬蘭文學輸入了外國文學的積極影響。新浪漫主義在詩歌方面的代表是基爾皮（1874～1939），他認為只有表現人物內心強烈的感情才能使人物具有真正價值。這種觀點至今對芬蘭文學創作仍有很大影響。另一代表是埃伊諾·雷諾(1878～1926)，他早期的作品受魯內貝格的影響，但隨後發表的敘事詩《降靈節的聖歌》卻成了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作。他的詩對死氣沉沉的社會表示憤懣，對新時代、新人物寄予無限的希望，尤其在1905年芬蘭工人大罷工期間寫的詩歌，熱情奔放，充滿戰鬥激情。在雷諾短暫的一生裡，留下詩集30部，戲劇20部，小說和短篇故事20部，被尊為芬蘭的詩聖。新浪漫主義在小說方面的代表是林南科斯基(1869～1913)，他的作品取材於歷史傳說或神話故事，但又具有現實意義。代表作《火紅的小花之歌》是一部強調倫理道德的訓誨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芬蘭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1917年芬蘭宣佈獨立後不久，即爆發了國內戰爭。這些重大政治事件在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反映。有些作家親身參加了這些鬥爭，堅持現實主義方向;也有些作家彷徨苦悶，走向超自然的神祕主義，或發思古之幽情，或對現實持客觀主義態度。20年代，詩人和文藝評論家帕沃萊寧(1903～1964)、女詩人瓦拉(1901～1944)等發起成立文學組織“火炬社”，主張門戶開放，仿效歐洲流派。瓦拉最先採用自由體，不囿於古詩的格式和韻律。“火炬社”的成員在推動通俗詩歌的寫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一些成員在30至40年代成了芬蘭進步文藝組織“基拉社”的中堅分子。
這一時期，最著名的作家是西倫佩(1888～1964)，他的第一部鉅著《赤貧》(1919)敘述1918年國內戰爭中一個佃農參加赤衛隊被白軍殺害的故事。另一部小說《少女西麗亞》的主人公是一個出身富室的少女，因家庭破產，父母雙亡，淪為傭人，以致貧病交加而死。西倫佩還寫了許多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故事。他善於描繪大自然，借物抒情，以襯托主人公的心理，由於他在刻劃農民形象、描繪農民與大自然的關係中表現出的精湛技巧，193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金。
此外，還有不少優秀作家以農村生活為題材進行創作，女作家塔爾維奧（1871～1957）的小說《黑屋的毀滅》暴露了地主階級的腐朽生活，評擊了宗教的虛偽。耶爾內費爾特(1861～1932)深受託爾斯泰的影響，在小說《大地的孩子》(1905)和《海蓮娜》(1902)中反映農村土地佔有制問題，通過豐富的細節描寫，刻畫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佃農形象。
20世紀30至40年代，芬蘭經歷了世界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時國內法西斯勢力抬頭，但一些進步作家仍然堅持了反法西斯鬥爭。30年代成立的進步文學組織──“基拉社”，公開宣告它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並出版了刊物《四十年代》，發表過不少反法西斯主義的文章。潘蒂·韓培（1905～1955）寫了許多短篇和長篇小說，反映20至30年代的工人運動，表達了對貧苦農民和伐木工人的同情，也表現了當時的反法西斯運動。他在30年代寫的反戰小說，曾被禁止出版。女作家埃爾維·西內爾沃的《蘇南寧之詩》和《上山》都以30年代為背景，描寫城市工人生活，反映人們的不滿情緒。在此期間，還湧現出了象託伊沃·佩卡寧（1902～1955）這樣的工人作家。他的小說《在工廠的陰影下》(1932)、《人民的春天》(1935)等都較真實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要求。米卡·瓦爾塔裡(1908～1979)也是這一時期較受歡迎的作家，他寫了不少小說、詩歌、短篇故事和劇本，反映戰後青年的出路等社會問題。他的代表作是歷史小說《埃及人西奴海》，描寫古埃及青年的愛情故事。40年代比較出名的女作家是阿伊拉·梅里盧奧托 (1924～) 和託薇·揚鬆(1914～)，前者是詩人，她的詩歌以節奏歡快著稱，其代表作是《玻璃畫》(1946)；後者是童話故事和連環畫作家，她的童話中的主人公“侏儒姆米”已為人所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了大量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比較著名的有萬伊諾·林納（1920～）的《無名戰士》、幽默諷刺作家胡奧維寧（1927～）的《和平之篇》、塔爾維（1920～）的《朋友與敵人》、 《我們生活在俄國陰影下》 以及帕沃·林塔拉(1930～)的《孩童》。這些作品大多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現實，表達了芬蘭人民捍衛民族獨立的堅強意志，但也有不少作品宣揚戰爭恐怖，鼓吹和平主義，散佈悲觀失望情緒。
20世紀50至60年代，芬蘭的詩歌、散文受到西方的影響，出現了現代派，在抒情詩方面尤為突出。其特點是不講韻律、形式，不用標點、題目，邏輯混亂，內容晦澀，其代表人物為帕沃·哈維科(1931～)。現代派在散文中影響不大，許多作家仍舊用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如萬伊諾·林納的三部曲《在北極星下》，以一小村莊為背景，描述芬蘭歷史上各個階層對各種社會變革的態度，深受廣大讀者歡迎。林塔拉也是多產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在60年代創作了不少反映芬蘭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小說，如《我的祖母與元帥》(1960～1962)、《偵察中尉》。作家維約·梅里（1928～）的小說《一九一八年的事件》(1960)、《形勢》(1962)和《一個晚上的故事》(1967)都反映了芬蘭近代史上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電工出身的薩拉瑪(1936～)是60年代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以暴露社會陰暗面著稱，小說《一個平凡的故事》(1961)、《仲夏節的舞會》(1964)都較受讀者的歡迎。他在1972年發表的描寫一個地下共產黨員的小說《有所為必有所聞》獲得1975年北歐理事會文學獎金。
參考書目
Raul Palmgren， Suuri Linja， Helsinki，1948.
V.A.Haila-Kanko Heikila，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histora， Helsinki，1956.
PekkaTarkka， Suomalaisia nykykirjalijoita， Helsinki，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