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攬合同

[拼音]：zhongguo gudai jiating jiaoyu

以封建家庭的所有成員為物件，教誡他們遵守封建的道德準則和倫理關係，以及治家的方法等。中國古代有許多“家訓”、“家範”、“家誡”、“家教”等關於家庭教育方面的著作。

中國古代長期處於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那時的家庭既是全家人共同生活的組織，也是一個從事生產的單位。因此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把“家”視為社會的基層組織，認為“天下之本在家”（荀悅《中鑑·政體》)，並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他們認為:“齊家”，就是要家長首先按照封建的倫理標準，修養自己的身心，然後以身作則教育全家的人。只要一家人教育好了，推而廣之，便可以影響一方，一國，從而實現“國治”、“天下平”的政治理想。古人為“齊家”、“治家”、 “家教”而寫的大量著作，都是為了藉以教育子孫為人處世之道，進而求得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

“家訓”、“家教”這類著作，最早見於《三國志·邴原傳》裴松之注：“杜恕著《家誡》”，而此書已佚。現存最早的是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它流傳最廣，最久，被譽為家教之祖，“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王鉞《讀書叢殘》），用以教子治家。

《新唐書·房玄齡傳》稱房“治家有法度……，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可見唐代這類著作已有許多。宋司馬光著《家範》，以儒家經典論證治國之本在於齊家的道理，並廣輯歷代人物的史事作為“軌範”、“儀型”，具體闡述各項道德準則和治家的方法。其後這類著作多采用這種體例，影響較大。

“家訓”、“家教”一類的著作，明清最多。明末清初朱柏廬著的《治家格言》，世稱《朱子家訓》，它以程朱（熹）理學為本，闡述封建道德觀念，主張知行並進，勸人治家勤儉，安分守己。它在清代影響最大，幾乎成為一本家庭教育教科書。

“家訓”、“家教”這類著作，對子女的教育從封建宗法制度出發，重男輕女，男女異教，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多用死記硬背的方法培植子女成為封建社會的忠臣孝子，賢妻良母，這是封建社會的糟粕。但它重視子女的家庭教育，有許多思想、觀點還是可取的。比如：

（1）認為對子女的教育應始自“正本”與“胎教”。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和“同姓不婚，惡不殖也”（《國語·晉語》）的記載。這種注意選擇配偶以“正本”的思想，證明當時已經懂得近親結婚，不利於繁衍後代的道理。又周初文王的母親和後來孟子的母親在懷孕期間都注意對胎兒實行“胎教”（《列女傳》、《大戴禮記·保傅》、《賈誼新書·胎教》等書均有記載）。其後隨著醫學的發展，逐步形成“外象內感”說的胎教理論(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胎教門論》）。“正本”與“胎教”是中國古代的優生思想。

（2）認為教育兒童應儘早自為“赤子”時就該開始， 理由是:“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大戴禮記·保傅》)。他們抓了一個“早”字，強調早期教育，是有道理的。

（3）認為應重視周圍環境、人事的影響。古人為子孫“選左右”、“擇鄰處”的事很多，認為環境對人所行的是“無言之教”，所起的是“潛移默化”作用。兒童在一個良好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會不知不覺地變化，這個“隨遇而化”的效果，是比較鞏固的。

（4）認為對孩子須要既知愛，也知教。“愛而不教”， 必淪於“不肖”;“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因此古人說“慈母敗子”（司馬光《家範》）。“名曰愛之，其實害之”的歷史教訓實在不少。

（5）認為教子須有一個正確的方向，應有正道。古人有為子孫著想者，多“廣置田廬” 而不知教以“義方”。 春秋時，石碏諫衛莊公:愛子，“教之以義方”，因此後世談家教者多以此為訓。西漢太子太傅疏廣，要子孫在生活上“與凡人齊”， 依靠自己的“勤力”，“以供衣食”，反對“喻之以利”，“遺之以物” (《左傳·隱公三年》、《漢書·疏廣傳》)。

（6）認為教育子女不能操之過急，應“量資循序”。既要考慮（量）兒童的“資”，又要按照（循）事物的“序”，把“因材”與“循序”結合起來施教，才能“優而遊之，使自得之”，否則必致“欲速則不達”（崔學古《幼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