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江南古詩詞解析

　　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觸過很多優秀的古詩吧，狹義的古詩，是指產生於唐代以前並和唐代新出現的近體詩（又名今體詩）相對的一種詩歌體裁。還苦於找不到好的古詩？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憶江南古詩詞解析，歡迎大家分享。

　　憶江南

　　憶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註釋

　　1.諳：熟悉。

　　2.紅勝火：顏色鮮紅勝過火焰。

　　3.藍：藍草，一種植物，它的葉子可以用來製作青色的顏料。

　　古詩賞析

　　白居易先後做過杭州、蘇州刺史，江南的旖旎風光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回到洛陽以後，他寫了不少懷念舊遊的詩作。六十七歲那年，寫下三首《憶江南》，抒發了他對江南的讚美、憶念之情。這是其中的第一首。

　　首句“江南好”，開門見山，實話實說。一個“好”字，飽含著詩人深情的讚歎。次句“風景舊曾諳”，撫今追昔，說明江南風景之美是當年自己親身感受到的，是非常熟悉的。這一句既落實了“好”字，又點明瞭“憶”字。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兩句，具體描寫“舊曾諳”的江南春色：紅日東昇，陽光燦爛，在朝陽的映照下，江畔奼紫嫣紅的鮮花比火還要紅;春江水清，波碧，在滿地綠草的映襯下，顯得比藍草還要綠。詩人抓住了“江花”“江水”兩件最有代表性的景物，對江南春光作了高度的概括，在讀者面前展現出一幅風和日麗、花紅水碧、生氣盎然的江南春色圖。最妙的是“紅勝火”“綠如藍”六個字，既用同色烘染的手法突出了花紅、水綠，又用異色映襯的手法使江花和江水互為背景，顯得更加絢麗可愛。

　　結尾“能不憶江南”一句用反問語氣，流露出強烈的讚歎和眷戀之情。

　　拓展：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陝西、出生於河南鄭州新鄭，葬於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