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論文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面臨好萊塢電影市場的強大沖擊和國內市場體制改革的多重壓力，歷經艱辛，噴湧而出。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試論中國內地法律電影
法律題材影片的出現將法律與電影這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密切 聯絡起來,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待法律的全新視角,並引發我們用法律的方式思考社會問題。但遺憾的是,法律題材電影沒有引起電影學界足夠的關注與重視。目前,有關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研究是零星的,侷限於個別學者對某部影片所寫的影評,缺乏系統、深入的論述。研究中國內地法律電影對豐富電影學理論,促進中國電影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歷史發展
法律電影通常是以司法案件為題材的影片,通過情節的不斷展開,來反映社會現象或者社會問題,進而表達一個國家的法律文化。時至今日,中國內地已經上映20多部法律電影,大致描繪出了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發展軌跡,代表著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發展現狀。
一法律電影的發展脈絡
把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發展歷史放在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中考察,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1.萌芽時期1980年以前
這一時期影片有《肉券》1927年、《十五貫》1956年、《胭脂》1980年。《肉券》是根據莎士比亞的最受推崇的作品《威尼斯商人》改編而成的黑白無聲電影,處於中國電影史上的“影戲”時期,其創作風格符合初期中國電影創作的主流。影片中女律師鮑綺霞成為整部電影最大的亮點,在法庭上展示了她的睿智與高超的訴訟技巧,有人稱讚“她可謂是早期女律師的典範”[1]P181。《十五貫》原為崑曲的代表性作品,是崑劇史上里程碑式的名劇。1956年,當時中國正值肅反運動,主觀主義十分嚴重,《十五貫》由於其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感染力而被攝製成彩色戲曲 藝術影片加以推廣。《胭脂》是中國第一部彩色寬銀幕古裝故事片,取材於《聊齋志異》中的同名小說。這部電影反映了“”後撥亂反正、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平反冤假錯案等歷史事件。《胭脂》同《十五貫》一樣,在敘事上都是以平反冤案為中心,涉及傳統司法中的審判制度、證據制度與刑訊逼供等問題,深刻地揭露了專橫武斷、不講事實與證據、大搞刑訊逼供的昏官形象與官僚作風,對剛直不阿、挺身護法、為民請命的清官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樹立了崇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主題思想。這兩部影片在其上映的時代對公安、司法 工作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儘管上述三部電影的題材均為法律案件,但是就其創作目的而言,電影製作者的創作意圖並不是為了攝製法律題材的電影,也絕不會想到後人在研究時會把這些影片作為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開端與源頭。然而,這三部影片在客觀上開了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先河。
2.建立時期1980年—1992年
“”時期,中國的民主法制被肆意地破壞和踐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才進入了新的階段,開始真正進入其繁榮發展時期。在電影業上,電影製作者開始選擇以法律題材作為創作方向。《法庭內外》1980年、《檢察官》1980年、《第十個彈孔》1980年、《見習律師》1982年、《被控告的人》1983年、《少年犯》1985年、《延期審判》1992年的成功攝製,實現了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自覺建立。
這些影片將代表法律 職業形象和執法形象的律師、法官、檢察官、警察以及其他行政執法人員作為正面且主要的形象搬上了電影銀幕,觸及現實弊病,以尖銳的方式提出並回答了“權大還是法大”、“法與情衝突的解決方式”等富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爭議話題。這意味著中國社會法制建設出現了一個新氣象,也表明中國建設法制社會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需要法律職業群體為此進行艱鉅的奮鬥,甚至付出一定的代價。值得一提的是,《少年犯》是內地法律電影發展史上第一部普法電影,以紀實的風格逼真地再現了少年犯服刑、改造的生活,揭示了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會根源,呼籲家長和全社會對青少年 教育的責任,被時人譽為“寓教於哭”的影片。
3.發展變革時期1992年至今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基本形成,法制建設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時期。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通過各種立法和 實踐逐漸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反映現實、改造現實的法律電影也進入了一個多產時期,出現了《秋菊打官司》1992年、《被告山槓爺》1994年、《律師與囚犯》1996年、《激情辯護》1997年、《法官媽媽》2001年、《刮痧》2002年、《東京審判》2006年、《馬背上的法庭》2006年、《真水無香》2006年、《大道如天》2006年、《女檢察官》2007年、《遠山》2007年等法律影片。其中,《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槓爺》、《馬背上的法庭》反映了當代中國農村法治建設的現狀,現代司法制度在農村推進的艱難與緩慢;《律師與囚犯》、《激情辯護》、《法官媽媽》、《真水無香》、《大道如天》、《女檢察官》、《遠山》將新時期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的形象搬上了銀幕,做正面宣傳,展現了他們恪盡職守、踐行法律正義的高尚道德情操,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超強的現實意義;《刮痧》反襯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東京審判》以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28名日本戰犯的艱難審判過程為背景,講述了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尊嚴,該部影片是迄今為止中國內地唯一一部有關軍事審判的法律電影。
二法律電影的題材型別與特點
縱觀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發展史,法律題材影片可以分為:1古裝影片,如《十五貫》、《胭脂》;2法庭影片,如《東京審判》、《激情辯護》;3主旋律影片,如《法庭內外》、《檢察官》、《延期審判》、《法官媽媽》、《真水無香》、《女檢察官》、《遠山》等,佔據了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絕大部分,成為主流題材;4農村法律題材影片,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槓爺》、《馬背上的法庭》,就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這三部影片可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也最為人們所熟知;5法制教育影片,如《少年犯》;6中西法律文化衝突影片,如《刮痧》。
基於特殊的歷史 環境,中國法律電影在其發展歷程中呈現出如下特點:其一,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攝製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順應了法治社會的發展需求。萌芽時期法律電影的產生是自發的、無意識的,而建立時期之後的法律電影創作是自覺的,與中國社會法制發展的現實密切結合在一起。其二,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目前形成了以主旋律影片為主導,農村題材影片突出,其他題材影片並存的格局。主旋律電影是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主流,突出其意識形態功能與 政治性,以樹立模範典型的形式反映時代的要求。這導致中國內地法律電影一直以來就缺乏創新,也使得中國內地法律題材影片關注的重點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法律本身,缺乏真正引人入勝的法律故事與敬畏規則的法律精神。[2]其三,中國法律電影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電影創作主流趨勢的深刻影響。由於中國是以 農業為主的國家,對農村的描述和對農民的刻畫有助於瞭解中國社會的本質,因此,農村題材電影在當代中國本土電影創作中始終居於主導地位。[3]P239為此,1992年之後,農村題材成為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創作物件之一。其四,與美國相比,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法庭片十分不發達。在美國法律電影中,法庭片是一種廣受歡迎的電影型別,代表著法律電影的主流。美國獨特的抗辯式訴訟的庭審模式,決定了“法庭審判本身的衝突性與刺激性,它具有較之其他片種更緊張和更具張力的可能性,因而具備較強的可觀賞性”[4]P111。相反,中國內地法律電影中的法庭片卻寥寥無幾。《東京審判》也並沒有在法庭審判過程上下大工夫,卻把重點放在了對中國法官梅汝?的形象塑造上,與美國影片《紐倫堡審判》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二、中國內地法律電影視閾下的法律 文化
“任何一種法律或法律現象,都是特定 社會的文化在法律這種現象上的反映。”[5]P75法律文化是法律電影的靈魂。從時下流行的中國內地法律電影來看,一方面,主旋律影片一脈相承,直接傳達了國家主導意識形態,體現了主導文化在法律電影中的表達;另一方面,非主流影片與中國鄉土社會的司法審判、糾紛解決方式以及中西方法律文化衝突密切結合在一起,藉此表達了中國在推進法治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惑,呈現出鮮明的大眾法律文化的特性。
一主旋律影片與主導法律文化
主導文化是國家領導集團倡導的文化,它生產並再生產主導意識形態。目前,主導文化是中國最有力、在文化和行政領域資源最豐富而且影響最大的文化形態。[6]P6一個國家的主導文化的強勢話語地位和霸主地位是歷史形成的,靠體制力量充分保證而得以具體實施,它對生成一國的文化認同,培育文化 心理,強化文化意識具有主導性作用。在中國電影領域,“影以載政”是一個強大的文化傳統,“電影文字具有對社會文化、時代背景和民族精神指涉的自覺功能”[7]P233。由於歷史的慣性與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突出特點,主旋律電影在中國內地法律電影中佔據了主導地位,通過對法律 職業形象的典型塑造,讓主導文化在法律電影中成功地得以表達。
《法庭內外》、《檢察官》、《法官媽媽》、《真水無香》、《女檢察官》、《遠山》等主旋律影片嚴肅而虔誠地表現了法律職業群體獻身法治、追求真理的崇高態度和道德操守,這種精神支配並主導了國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對中國主導法律文化的建構和社會 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法律職業形象的宣傳對社會的法律 實踐有很大的指引作用,占主導地位的法律職業階層的法律文化有可能由觀念形態演變為制度形態的法律規範和法律制度,為社會創造出符合法律職業利益和要求的行為準則,從而生成人們對法律職業的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
主旋律影片都是從特定的角度 總結並表述了主導法律文化的精神風貌和形式特質。以影片《真水無香》為例,該片作為中國法官文化的直觀載體,反映了在法治傳統薄弱、法律信仰相對缺失的現代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法官。影片既為我們提出了法官無法迴避的現實的裁判問題,也為我們提供瞭解決問題的思路:首先,法官要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對法律負責。其次,法官要兼顧情理,對社會負責。法官在判案的時候,既要充分尊重法律,也要考慮中國的國情,追求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最後,法官應該尋求法理與情理之間的平衡點,充分發揮調解的重要作用。可見,主導法律文化關注社會生活實際,體現了時代發展和時代精神,適應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需要。
二非主流影片與大眾法律文化
法律存在的最理想境界就是人們對法律產生信仰。正如美國當代 法學家伯爾曼所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然而,就中國普通大眾而言,“法律的‘公開文字’並不一定能夠表達民間社會百姓大眾的真實思想,即百姓大眾的法律實踐或許另有一種邏輯和風格。對他們來說,在法律上公開宣告什麼也許並不重要,而日常生活展現出來的實際利益可能更有價值”[8]P206。《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槓爺》和《馬背上的法庭》真實地再現了百姓對待法律的態度,為我們分析中國大眾法律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資訊。這三部影片都是以人物為中心,關注中國法制現代化問題,反映了普通百姓面對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與國家正式法律制度運作的“法治秩序”之間強烈衝突時所感到的困惑與無所適從,反映了鄉村治理模式從人治向法治模式轉變的艱難與複雜。“老百姓雖然基本具備了進行法治的觀念與行為,但是舊的習俗、傳統、公約還在制約著法治化程序。”[9]P29在中國農村,現代司法體制仍在顛簸中緩慢前行。時至今日,鄉村 管理中“人情”與“法理”的博弈與平衡,仍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共性問題。普通老百姓對法律本身的陌生與困惑,不應該僅僅用老百姓的恥訟與厭訟來解釋,更重要的是因為“國家施於農村的法律,未必就都一定契合了農村的實際,國家法的運作在許多方面並不能很好地滿足村民的需要和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尤其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國家法律與鄉土生活的難以契合表現就更為突出”[10]P172。
如果說上述三部農村題材影片反映的是國家法“下鄉”後的尷尬,那麼《刮痧》則表現了處於異國他鄉的中國人面對西方法治理念時的困惑。《刮痧》從法律的視角切入中西文化的差異,進而反思中國法制現代化問題。影片中,在法庭上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的刮痧僅僅因為不能被證明是一種中醫治療方法而被認為是虐待,就連父親為了給朋友“面子”打了孩子也被認為是有暴力傾向,這些文化差異令影片人物許大同不解和不安。這展現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遭遇西方現代法治理念時,雙方難以協調的一面,也充分說明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之路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完全仿效西方是行不通的。
上述四部影片,敏銳地捕捉到中國法治建設程序中遇到的時代問題,其傳達的意義代表著中國現代法治的生成與流變,表達了電影人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冷峻思考。但遺憾的是,這些出色的電影產出得過少,還不能代表中國法律電影的方向。
三、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缺失與訴求
與美國發達的法律電影市場相比,中國內地的法律題材影片實在太少。在中國內地電影的發展過程中,法律電影一直都處於弱勢,呈現出一種整體疲軟、區域性亢奮的狀態,沒有形成規模,並得以充分地發展。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畸形發展的原因在於:其一,公眾對法律缺乏信仰。中國內地法律影片的不發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文化的存在狀況。中國法律自產生之日起,就是靠外力的強迫、壓制與威脅使公眾對其產生敬畏感,這導致公眾很難對法律產生神聖的情感與依賴。同時,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要求人們按照禮的規矩行事,培育了人們“和為貴”、“忍為上”的心態,社會缺乏普遍的正義追求。正因為如此,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發展缺乏肥沃的土壤。其二,成文法傳統使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發展喪失優勢。
中國是成文法國家,以成文法典作為國家司法活動的基礎。成文法固然有精確嚴格、毫不含糊的好處,但是與判例法相比,成文法留給電影 藝術家的創作空間較小,不利於自由發揮,因而很難創作出引人入勝的戲劇衝突。這導致中國內地一直以來根本無法拍攝足以代表成熟法治形象的法庭大片。其三,電影審查制度的存在和影響,使中國內地法律電影的主流過多地強調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塑造。目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基本仍是“一刀切”的方式,對電影的審查採用統一的規範和標準,限制了法律電影發展多種型別的可能性,法律電影首先被認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載體。其四,“更深一層的原因在於,中國電影工業還沒有形成在法律領域中尋找核心主題的自覺,電影界在整體上欠缺足夠的成熟來捕捉和把握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在法律領域裡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以及能夠反映這些問題的銀幕形象。”[11]
電影與社會之間是一種互動關係。法律電影不僅要對世態民生作出負責任的闡釋,而且應該反饋於社會,干預社會,影響普通人的價值觀念。當前,“中國正處於邁向現代法治社會的程序中,這一現實決定了中國電影在法律領域內所面臨的主題和任務,不是一個莊嚴肅穆的法庭以及支撐其運作的成熟法治,而是在法治現代化程序中的種種困惑和那些在困惑中艱難跋涉的身影。中國法律電影要想有所成就,就不能脫離這個主題,就必須直面這樣一個大時代的變遷”[11]。因此,我們期待,電影界在追求主旋律法律影片開拓創新的同時,創造出更多的秋菊、老馮和許大同,並逐漸形成規模,把中國人和中國法律人在時代轉型中的跋涉與思考搬上銀幕。這應該成為中國內地法律電影未來發展的重要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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