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是四大特色

  傳統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彙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文化,是各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現。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四大特色,歡迎大家閱讀。

  重人道、輕天道的思想傳統

  同西方天與人、靈與肉相分離的思想理念不同,中國思想傳統講求天人合一,天人協調。在古代中國人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可以達到內在的統一由於強調天人的合一與相通,在神人關係土,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天然的人本主義或人文主義傾向,以人為本,重人輕神,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所謂“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天道遠,人道途”;“天聽自我民聽”。西方那種無條件地將“天”神聖化、絕對化,上升為主宰一切的“上帝”的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非常薄弱的,這正是中國神學觀念不發達、宗教思想相對淡漠的主因之一。從這一根本思想傳統出發,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之強調入世和人倫,強調現世的建功立業,對神則抱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也由於強調天人的合一與相通,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也截然不同。

  中國文化向來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認為人不能違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壞自然,只能在順應自然規律的條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類的需要。而西方文化則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強調通過戰勝自然而求得人的生存和發展。由此而發展出兩條不同的知識路線:西方重對“天道”自然之道的探討,發展出比較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中國重對“人道”人事和人倫之道的探討,發展出比較成熟的古代政治和倫理思想體系。魔耳面刷突裝面效屏代巨集生寶夷分本鮮,連氨界失環兩重人道、輕天道的傳統固然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但也給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這就數分注重人際關係在社會中的作用,到處都橫亙著縱橫交錯的人際關係網,使人難越雷池半步。其次,正如著名文化史學者錢穆所批評的,儒家文化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於人類中心、人類本位而忽略了四圍的物界與自然,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上逐步落後於西方。

  重禮治、輕法治的政治傳統

  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在於它屬於一種倫理型的文化,對人倫的追求貫徹在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支配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國古稱“禮儀之邦”,以禮治國,以德安邦,歷來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密理社會的理想模式。在儒家看來,一切以禮為中軸,“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紛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在這裡,禮抒義的,它既是社會等級制度,又是人們遵循的行為規範,可以說是調整社會關係最高的道德範疇和政治範疇。“禮義者,治之始也。”禮是政治的起點,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自然也是社會風尚的主流。禮與德是不可分割的,禮是外在的規定性德是內在的制約性,二者必須相輔相成,配合使用,方能達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因此“禮治主義”說到底就是“德治主義”。

  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道德的力量始終被看得比法律更為重要和有效。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濟之以禮,有恥且格。”顯然,這是要求統治者主要以倫理的信條加上禮儀的規定治理國事,而不是以法律治理國事。對每個個人而言,首先需要考慮的,也不是遵從國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履行倫理義務:臣對君忠,子對父孝,婦對夫從,從而構成宗法社會的“和諧”。在此意義上,禮治主義也好,德治主義也好,最終都歸結為人治,以人治國,人治代替了法治。中國歷史上雖有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一派,但始終古不了主流,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不及主張禮治和德治的儒家思想大。儒家這種以禮治國,講求道德和人倫的主張,與中國人講求“中庸之道”、“貴和尚中”的民族心理特質十分一致,正好既適應了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會溫情脈脈的倫理情感的需要,故能成為中國政治傳統的主導面,構成中國文化的突出特徵之一。

  重群體、輕個體的倫理傳統

  同西方文化傳統強調個體,尊重個性發展相反,中國倫理傳統卻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層層統屬,各有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則是所謂“五常”:仁、義、禮、智、信,由此而達到“群體和諧”、“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會狀態。這裡反覆強調的是群體意識和穩定狀態,至於個人的權利和意志則顯得無足輕重。這種倫理道德標準的形成,同中國長期處於農耕社會不無關係。農業社會一般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社會成員在長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幫助的機會較多,所以比較容易形成集體活動的群體或有某種血緣關係的較大的家族。比較濃厚的群體觀念也正是在這種靜態、穩定的社會中形成的。“群體和諧”的倫理追求,既有其優長,也有其不足。從優長的一面看,在這種倫理觀念制約下,社會有較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國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運共同體”,在該共同體內所有成員休慼相關,榮辱與共,往往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能夠比較團結、和諧一致。

  同時,在群體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能同舟共濟,比較具有人情味。但過分強調群體觀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說的那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必然會壓抑個性的發展,限制個人的創造力,也會使集體缺乏必要的生機與活力,阻礙社會的正常發展。錢穆批評儒家倫理道德的缺陷時,指出:“他們太看重現實政治,容易使他們偏向社會上層面忽略了社會下層;常偏向於大群體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這是很有見地的見解。的確,如何維持在群體與個體之間,大我與小我之間,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適當平衡,不因強調集體意識而忽略個體自由,最終阻礙民族創造力的發展,是今天中國文化建設無法迴避的大問題。

  重直覺感悟、輕理性思維的認知傳統

  本來,中國古代的認知方式是顯多元、多向發展的,既有直覺的辯證思維,又有理性的邏輯思維。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長於直覺的辯證思維,後期墨家與名家惠施、公孫龍則特別發展了理性的邏輯思維,提出了一系列富於思辨精神的邏輯命題。但兩漢魏晉以降,儒、道、釋三家互補成為影響中國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張直覺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覺、道家的藝術直覺、佛家的宗教直覺,都把主客體當下冥合的高峰體驗推到極致,認為對於宇宙本體,不能依靠語言、概念、邏輯推理的認知方法,面只能靠直覺、額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國文化重直覺思維、輕邏輯思維的特點,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更欣賞和滿足於在模糊籠統的全域性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去追求和獲得某種真理和領悟。

  如錢穆所說:“東方人好向內看,而西方人則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於邏輯的思想與理論,在中國不甚發展,中國人常愛在活的直接的親身經驗中去領悟。”中國文化重直覺感悟、輕邏輯思維的傳統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其長處是對世界、對事物容易進行整體、系統的把握,具有較長遠的歷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經驗,好歷史,民族心態總的講比較冷靜、沉穩,能夠比較從容地應付歷史的大災大變,使民族文化不斷延續、發展其短處則在於由於輕邏輯思維,不善於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窮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絲不荷的精確性,不容易形成科學的觀念不容易建立起對世界、對事物的有理有據的科學認知,在一定程度主影響了民族創新精神的發展,造成中國近代科學不發達。顯然,如何發揮我們文化傳統的長處,而避免其短處,在多元文化的匯聚中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始終是中國現代文化建設中的個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