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同層面研究中國近代人物
【摘要】 近代中國社會變動之劇烈古未有之。近代人物在百多年的歷史鉅變中,因社會變遷而形成各種不同的歷史層面。研究近代歷史人物,必須對處於不同歷史層面的人要不同對待;同時還要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對其政治性、社會性及時代性等諸方面進行多角度的考察,力爭把人物寫深、寫活。
【關鍵詞】 近代中國社會 近代歷史人物研究 歷史層面
近代中國是一個變的時代,“變”是它的特徵,有人形容說是“亙古未有之奇變”,“三千年來一大變局”,說明近代“變”的厲害。從秦皇漢武到鴉片戰爭,中國都在變,只是變得很緩慢。與古代相比,近代的“變”,一是速度快,二是變化大,三是變的面廣。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謂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這只是一個朝代的變化,旨在說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變化,但沒有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的變動。只是到了近代,中國社會才出現全方位的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變的歷史,這個變是前進的,由落後走向進步。我們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會這一變的時代特性。
近代社會的變遷,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幾個層次,這是過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幾個歷史層面,說明時代激盪,一代一代人物變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對較快,不少人20歲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啟超形容的:風雲入世多,歲月擲人急。近代人物因社會變遷劇烈而形成幾個不同的層面。
近代人物變化的第一個層面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在時間上為19世紀 40 —50 年代,在這個層面上出現了林則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他們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這個層面人物是從舊的歷史時代開始進入到近代的,在他們身上反映較多的是舊時代的特點,但他們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開眼看世界 ,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特點。魏源的《海國圖志》,用我們今天科學的眼光來看,《海國圖志》是一部錯誤百出的書,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這部書是當時中國人研究外國的第一本書,它是在中國人對外部世界非常不瞭解,資料極為缺乏和中國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識的情況下寫出來的。當時道光帝連香港在何處也搞不清楚,魏源卻講了世界地理,這就很了不起。
生了兩種人物: 一是洋務派,一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這兩種人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頑固派相對於洋務派而言,是舊時代的人物,直到 80 —90 年代還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數人停滯不前,未有多大變化。頑固派的重創是在義和團運動後。義和團運動後,頑固守舊勢力基本上被摧毀了。改良主義者不斷擴大,是一大批人。多年來史學界一直爭論洋務派與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區別, 區別是有的,但又有聯絡。不講區別和聯絡是不對的,因為講無聯絡,許多問題就說不清楚;不講區別不符合實際。講李鴻章與鄭觀應、王韜沒有區別,不對。其實洋務派之間也有區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至少左、李在對於外來侵略態度上就有不同。少數學者在衡量和評價他們時,有時只看到他們的同一性,有時又不看他們的同一性,其實人物之間不可能沒有同一性。
第三個層面是在甲午戰後,主要反映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是其代表人物。維新變法、救亡圖存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在洋務運動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學術界對這些人物的研究比較多,但有關康有為、梁啟超之間的比較還可作進一步研究。康、樑師徒兩人後來變化很大,過去都是把樑放在康的旁邊,說他是保皇黨、立憲派、投機政客,其實梁氏在近代中國許多問題上比康氏進步,如民國初年的表現,護國討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學術方面的貢獻就更不用說了。康氏一生並無多大變化。康最大的功勞是推動維新變法。1895 —1898 年這四年可以說是康有為的時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颳起了一陣不小的旋風。頑固派視他為洪水猛獸,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堅持立憲救國,仍不失為時代的驕子,很有些正氣、鬥志,對時代很有衝擊力。入民國後,他念念不忘復辟帝制,成了時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寫了《人類公理》,講民主平等、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講跪地叩首既不衛生,也不符合醫道,用這些話來反封建,顯然是進步的。但五四以後,他的言論為之一變,大講人生,說膝蓋的作用就是用來磕頭的。前後變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甲午戰前,他的足跡未出國門一步,反對磕頭;戊戌以後流亡海外,周遊了11國後,回過頭來反而主張磕頭了,這又是為什麼?民國改元后,他的君憲理想破滅,張勳復辟,他是重要一員,積極參與籌劃,事實俱在,梁啟超曾痛斥他的這一倒退行徑。
第四層面是在 20 世紀初年,即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在這一個時期,出現了一批狂飆式的人物,除孫中山、黃興外,代表人物還有陳天華、鄒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內。孫、黃是貫穿許多不同時期的領袖人物,這裡不作專門論列。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在反清革命中曾產生過巨大影響,他們的吶喊曾激勵許多年輕人走上反清鬥爭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飆式的人物,但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事件上,如在蘇報案中表現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將他比做這樣的人物。狂飆式的人物對社會衝擊最大。蔡鍔擁護袁世凱,就這點來看,他是立憲派;但他後又擁護孫中山,因此,他又是革命派。他不是一個狂飆式的人物,而是一個穩健派、務實派。辛亥革命時期,蔡氏作為一個務實人物和狂飆式人物皆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
第五個層面是五四以後到第一次大革命時期,這一個時期人物較多,魯迅、胡適、吳虞、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人物是其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均可算在裡面。這些人物的特點是提倡主義,主張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多少帶有激進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他們不僅是社會變革的鼓吹者,而且還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職業革命家。胡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著力於對國家、現實社會和未來前途的關注,過去批判他有的不近事實。
近代人物的第六個層面是從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這一時期的人物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大批人。至於蔣介石算不算,當然要算。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總趨勢來看,蔣介石對於結束北洋軍閥統治、推進國家的統一,以及中國的現代化,曾有所貢獻。他堅持全民族抗戰,尤其值得肯定。我們要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去研究歷史人物,但不能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去衡評歷史人物;不能用黨史代替國史,不能用黨的立場、是非觀點去評判非共產黨的歷史人物。要從中華民族發展史去規範一切歷史人物的研究。即便是共產黨的歷史人物同樣也要從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大視角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近代人物變化的第七個層面是從“一二九”運動到抗日戰爭,這一時期的人物太多了。從張學良、楊虎城,乃至抗戰時期的傑出代表人物,國共兩黨均有, 民主黨派人士也不少。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豐碑,民族的驕傲,難以細論,這裡就不多作介紹了。
【關鍵詞】 近代中國社會 近代歷史人物研究 歷史層面
近代中國是一個變的時代,“變”是它的特徵,有人形容說是“亙古未有之奇變”,“三千年來一大變局”,說明近代“變”的厲害。從秦皇漢武到鴉片戰爭,中國都在變,只是變得很緩慢。與古代相比,近代的“變”,一是速度快,二是變化大,三是變的面廣。在古代如唐代,有所謂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但這只是一個朝代的變化,旨在說明在二百多年中,唐朝由盛而衰,它只反映了唐代的變化,但沒有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的變動。只是到了近代,中國社會才出現全方位的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變的歷史,這個變是前進的,由落後走向進步。我們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把握近代社會這一變的時代特性。
近代社會的變遷,把近代人物分成好幾個層次,這是過去不可能有的。短短一百多年就有好幾個歷史層面,說明時代激盪,一代一代人物變化很快,人物的成熟也相對較快,不少人20歲左右就成熟了。正如梁啟超形容的:風雲入世多,歲月擲人急。近代人物因社會變遷劇烈而形成幾個不同的層面。
近代人物變化的第一個層面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在時間上為19世紀 40 —50 年代,在這個層面上出現了林則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等人,他們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這個層面人物是從舊的歷史時代開始進入到近代的,在他們身上反映較多的是舊時代的特點,但他們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開眼看世界 ,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特點。魏源的《海國圖志》,用我們今天科學的眼光來看,《海國圖志》是一部錯誤百出的書,完全可以批它一通。但這部書是當時中國人研究外國的第一本書,它是在中國人對外部世界非常不瞭解,資料極為缺乏和中國人缺乏世界地理知識的情況下寫出來的。當時道光帝連香港在何處也搞不清楚,魏源卻講了世界地理,這就很了不起。
生了兩種人物: 一是洋務派,一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這兩種人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頑固派相對於洋務派而言,是舊時代的人物,直到 80 —90 年代還存在,其中有些人分化了,多數人停滯不前,未有多大變化。頑固派的重創是在義和團運動後。義和團運動後,頑固守舊勢力基本上被摧毀了。改良主義者不斷擴大,是一大批人。多年來史學界一直爭論洋務派與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區別, 區別是有的,但又有聯絡。不講區別和聯絡是不對的,因為講無聯絡,許多問題就說不清楚;不講區別不符合實際。講李鴻章與鄭觀應、王韜沒有區別,不對。其實洋務派之間也有區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三人就不同。三人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至少左、李在對於外來侵略態度上就有不同。少數學者在衡量和評價他們時,有時只看到他們的同一性,有時又不看他們的同一性,其實人物之間不可能沒有同一性。
第三個層面是在甲午戰後,主要反映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是其代表人物。維新變法、救亡圖存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在洋務運動的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學術界對這些人物的研究比較多,但有關康有為、梁啟超之間的比較還可作進一步研究。康、樑師徒兩人後來變化很大,過去都是把樑放在康的旁邊,說他是保皇黨、立憲派、投機政客,其實梁氏在近代中國許多問題上比康氏進步,如民國初年的表現,護國討袁即是一例。梁氏在思想文化學術方面的貢獻就更不用說了。康氏一生並無多大變化。康最大的功勞是推動維新變法。1895 —1898 年這四年可以說是康有為的時代,他由南而北,由北而南,颳起了一陣不小的旋風。頑固派視他為洪水猛獸,因此不能小看他。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海外,堅持立憲救國,仍不失為時代的驕子,很有些正氣、鬥志,對時代很有衝擊力。入民國後,他念念不忘復辟帝制,成了時代的落伍者。早年他寫了《人類公理》,講民主平等、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講跪地叩首既不衛生,也不符合醫道,用這些話來反封建,顯然是進步的。但五四以後,他的言論為之一變,大講人生,說膝蓋的作用就是用來磕頭的。前後變化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甲午戰前,他的足跡未出國門一步,反對磕頭;戊戌以後流亡海外,周遊了11國後,回過頭來反而主張磕頭了,這又是為什麼?民國改元后,他的君憲理想破滅,張勳復辟,他是重要一員,積極參與籌劃,事實俱在,梁啟超曾痛斥他的這一倒退行徑。
第四層面是在 20 世紀初年,即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時期。在這一個時期,出現了一批狂飆式的人物,除孫中山、黃興外,代表人物還有陳天華、鄒容等人,也包括章炳麟在內。孫、黃是貫穿許多不同時期的領袖人物,這裡不作專門論列。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在反清革命中曾產生過巨大影響,他們的吶喊曾激勵許多年輕人走上反清鬥爭的道路。章炳麟不是狂飆式的人物,但在某一個時期、某一個事件上,如在蘇報案中表現得很突出,因此,也可以將他比做這樣的人物。狂飆式的人物對社會衝擊最大。蔡鍔擁護袁世凱,就這點來看,他是立憲派;但他後又擁護孫中山,因此,他又是革命派。他不是一個狂飆式的人物,而是一個穩健派、務實派。辛亥革命時期,蔡氏作為一個務實人物和狂飆式人物皆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
第五個層面是五四以後到第一次大革命時期,這一個時期人物較多,魯迅、胡適、吳虞、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人物是其代表。中共一大代表均可算在裡面。這些人物的特點是提倡主義,主張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多少帶有激進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他們不僅是社會變革的鼓吹者,而且還是思想家、政治家和職業革命家。胡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著力於對國家、現實社會和未來前途的關注,過去批判他有的不近事實。
近代人物的第六個層面是從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這一時期的人物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大批人。至於蔣介石算不算,當然要算。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總趨勢來看,蔣介石對於結束北洋軍閥統治、推進國家的統一,以及中國的現代化,曾有所貢獻。他堅持全民族抗戰,尤其值得肯定。我們要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去研究歷史人物,但不能用共產黨員的標準去衡評歷史人物;不能用黨史代替國史,不能用黨的立場、是非觀點去評判非共產黨的歷史人物。要從中華民族發展史去規範一切歷史人物的研究。即便是共產黨的歷史人物同樣也要從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大視角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近代人物變化的第七個層面是從“一二九”運動到抗日戰爭,這一時期的人物太多了。從張學良、楊虎城,乃至抗戰時期的傑出代表人物,國共兩黨均有, 民主黨派人士也不少。他們是那個時代的豐碑,民族的驕傲,難以細論,這裡就不多作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