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良心與生命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使人做自己舉止行為的最嚴厲的評判者的力量是什麼?是良心,它成為行為和理智的捍衛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良心與生命

  羅伯特•米爾是位德國人,今年109歲。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德國僅存的一位參加過一戰的老兵。據說,他也是目前德國最長壽的男人。

  關於羅伯特的長壽祕訣,德國的各大報紙都曾報道過。概括起來有三條:家族中有長壽基因,喜歡簡單的飲食,偶爾喝一點紅葡萄酒。然而,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卻常常被人忽略。前不久,德國《圖片》報刊載了他二戰中經歷的一件事。讀後,我覺得,真正使他長壽的,可能不是那三點,而是其他的一些東西。

  1940年7月,他的鄰居,也是他的好朋友約索夫,被送進了集中營,因為他是一名猶太人。離開家的前一天夜裡,他把自己的5萬馬克,委託給米爾保管。他說:我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你幫我照顧好。這些錢,沒誰知道,妻子、孩子都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是明白的,怕他們經不起納粹的折磨,說出去,連累了你。拜託了!回來後,我會報答你的。

  約索夫被帶走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帶走了。他們被關在了什麼地方?米爾也不知道。5萬馬克現金,就這樣留在了他的手上。為了穩妥起見,米爾以個人的名義,把錢分開存在了4家銀行裡,然後,他就把存摺祕密地藏了起來。這件事,他也沒敢告訴自己的妻子,因為他怕走漏了風聲,被以窩贓罪名槍斃。

  可是,一等就是5年,直至二戰結束,都沒見到鄰居的蹤影。米爾想,也許他們全都死了,這筆錢看來是無法奉還了。不過,米爾依舊沒有動用它們。

  1965年,米爾68歲。他的家庭發生了一次大的變故。他與兒子聯合經營的一個機械廠倒閉了。禍不單行,這一年,他的妻子還摔斷了腿。為了走出生活的低谷,米爾想到了約索夫的那5萬馬克。可是,就在他準備從銀行裡取出這筆錢的時候,他在報上看到一篇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20週年的文章,作者是安迪•約索夫。從文章回憶的內容,米爾斷定,這位作者就是約索夫的小兒子。也就是說,約索夫的家人沒有全部被毒死,至少他的小兒子活了下來。但是,這5萬馬克,約索夫的小兒子根本不知道。

  米爾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他說:“我一生,共有3個晚上沒有睡好覺,全發生在看到那篇回憶文章之後。是歸還這筆沒人知道的鉅款,還是拿出來拯救自己?”

  40年後,當記者問他,對這件事作何感想時,他感慨到:令我驕傲的是,我選擇了前者。

  關於米爾的故事還有許多,但是我對這個故事最感興趣,因為它讓我知道:心靈的內在安寧,才是幸福長壽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甚至感覺到,人們稱之為良心的東西是存在的。一個人如果撒了謊,或者說隱瞞了事實,即使沒有任何人知道,但他的良心會因為一清二楚而不安,這種不安會蠶食那個被人們稱為“生命”的東西。

  天上有隻小鳥

  小時候很淘氣,有一次為了捕蝴蝶把父親剛栽下的一顆蘋果樹苗弄折了,因為擔心被批評,那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後來想反正家裡沒人看到,決定撒謊。父親回家後看到樹苗問怎麼回事,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父親說你不要撒謊,弄折樹苗最多是淘氣,可撒慌就是壞孩子了,我不得不如實地承認。

  見父親沒有生氣,我又問,你怎麼知道我撒謊了。

  父親拍拍我的頭說,天上有隻小鳥,當你身邊沒有人的時候,它就會注意你,然後把你做的好事和壞事都告訴別人,今天你弄折樹苗的事就是天上那隻小鳥告訴我的。

  從那以後我每天都覺得天上那隻小鳥在看著我,身邊沒人的時候就會更乖,不敢淘氣,不敢撒謊,擔心那隻小鳥會把我的表現告訴父親。

  後來我上了大學,父親在老家承包了蘋果園,摘蘋果的時候父親總是把不好的蘋果撿出來準備零賣,而好蘋果卻裝箱,從上到下一個樣子。我說別人家都是把不好的碼在箱子底下,好的才挑出來零賣,你這樣要少掙很多錢的。

  父親沒有停下手裡的動作,笑著說,你忘了天上的小鳥了嗎?

  我說我都上大學了,你還拿小鳥哄我。父親說,正是因為你長大了,才不能忘了那隻小鳥,那隻小鳥其實有個名字,叫“良心”。

  空氣凝重了很多,可我卻真正記住了那隻小鳥。

  後來我分配到一個大型國企工作,負責單位的電器裝置維修。有一件事情讓我第一次對那隻小鳥產生了懷疑。那是一次彙報會,會議在一家招待所裡召開,會場相關事宜由招待所負責,可就在會議馬上就要開始的時候話筒卻出現了故障。負責會議的同志看我在會場就跑過來說,領導馬上入場了,招待所負責維修的同志又恰好不在,你能不能上去幫個忙。正當我準備答應的時候,和我同一部門的一位老哥卻搶過話來,說,這套裝置是招待所有,我們不太熟悉,還是等他們的人來吧。負責同志走了,他偷偷給我說,別去,這次裝置維護不歸咱管,修好了什麼都好說,修不好責任是誰的呢?

  很後悔沒有聽那位老哥的告誡,領匯入場了,看到的是滿頭大汗的我在主席臺旁邊修音響,而話筒卻仍然一點反映都沒有。領導很生氣,宣傳會議推遲一天。

  領導不會批評我這種小人物,我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父親,父親說,你做得沒有錯,你忘了天上的小鳥嗎?那時,我沒忘,卻不再相信那隻小鳥了。

  時隔不久,我被提拔為副部長,單位領導親自找我談話,說,後來我才知道,那次會議你只是列席參加,完全可以躲開,雖然當時你沒有修好那套裝置,但我卻看到了一個有大局意識的年輕人。

  二十年過去了,現在的我已經是這家擁有上萬職工的國企副總了,每每回憶起這件事總是有點後悔,如果我當時聽從了同事的意見躲起來會怎樣,如果領導後來一直不清楚那件事的真相會怎樣,我一定會忘掉那隻小鳥的。而在隨後的二十年裡,我經歷了很多起起落落的考驗,也經歷了很多眼花繚亂的誘惑,小鳥已經不再是天上監督我的那隻小鳥了,甚至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良心”二字,更是一種積極而真誠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讓我的整個人生變得勤奮而淡定,讓我堅信了耕耘和收穫的關係,工作中沒有了急功近利,失意時沒有了怨天尤人,被人誤解時也能淡然一笑。

  現在,很多年輕人認為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覺得世界對自己不公平,覺得自己的努力沒人看得到,每每遇到這些年輕朋友,我都會告訴他們小鳥的故事。

  窮人,作為一種怪物

  她的表情足夠悽慘,她的年齡足夠老,她的頭髮足夠白,她的眼神足夠可憐。一個乞丐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但是她什麼也沒有得到。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缺乏同情心嗎?

  鮑曼在探討“現代性與大屠殺”時指出,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猶太人步入奧斯維辛之前,已經有一個逐漸從思想上清理猶太人的歷史過程。猶太人被認為是一個有天然缺陷的民族,他們無法獲得基督徒的認同。在許多歐洲人心目中,猶太人不但是異族,而且是生意的強有力的競爭者***看看莎士比亞的夏洛克就知道了***。他們在語言的不斷清洗中,被描述成跳蚤、細菌、害蟲,直至變成“猶太病毒”,最後走上被屠殺的道路。

  這是我們探討窮人進入偏見的方法。我們社會過去的敵人是富人,富人被描述成社會的害蟲,貧困的製造者,社會需要消滅的物件。在我們的電影、文學、日常生活中,富人是壓迫者,他們缺乏人類應有的同情心,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肆意壓榨窮人。最為關鍵的是,他們的形象和歷史被概念化、簡單化了:他們是南霸天或者黃世仁,肥胖或者奸瘦,手執鞭子,戴著眼鏡,拿著算盤,彎腰蝦背,對那些比他們厲害的人露出謅媚巴結的笑。這就是標準的富人,他們的個人史不被追究,他們進入整個富人的歷史之中,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群像出現的,而且是一個不能救贖的群體,一個單個的富人無法掙脫歷史賦予他的為富不仁的形象。窮人的歷史這個時候被個人化了,他們的歷史被藝術豐滿了,他們的故事在重述中曲折、傳奇、形象、生動,充滿了獨特的細節,富有感染人心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富人成為敘述的中心。我們通過電影、文學***大量的報告文學***、媒體不斷宣傳致富光榮的觀念,富人的歷史通過一系列藝術手段被詳細地描述出來,富人的歷史成為個人化的敘述主體,他們的歷史被複雜化了。窮人的歷史則遭遇概念化、簡單化。那些貧窮的人這個時候被描述成懶漢,缺乏追求新生活動力的保守者。他們貧窮是因為他們沒有盡力,因此他們活該貧窮。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個人貧窮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這樣的故事已經沒有講述者和讀者。窮人已經成了沒有文化、沒有知識、沒有能力的代名詞,窮人又被裝入一個貧窮的歷史群像之中,個人努力變成徒勞的掙扎。同時,窮人在市民傳說中還被描述成騙子,他們的殘疾是假裝的,他們家鄉的水災是騙人的,有好多乞丐早已經通過討飯致富,他們家裡冰箱電視什麼都有。甚至,他們討錢不要零錢。窮人就這樣成為偏見的產物。誰會把錢輕易掏給一個乞丐?

  他們成了社會的怪物,這成為拒絕施捨的藉口。

  越來越多的乞丐喜歡聚集在城市裡,他們認為城市有更多機會。實際上,一個乞丐在城市裡之所以能討到東西,只是一種數學上的概率機會,也就是說,城市裡人多——“他們從牙縫裡掏出的東西也夠你吃半天了。”這和多數人的同情心沒有關係。一個人向一個乞丐施捨,有時候是一種表明自己具有同情心的姿態***最好有人看見這種表演***,甚至只是因為自己的兩毛零錢在口袋裡太讓自己難受了。他甩出去兩毛錢,換回來自己的同情心。

  我知道對一個乞丐濫施同情是毫無必要甚至可笑的,我同時知道要感動一個人的良心正變得越來越困難,但這從來都不是窮人的錯,現在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