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經濟歷史介紹

　　現代俄羅斯的崛起開始於17世紀末18世紀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歷史過程中，俄幾次崛起，幾次中落。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縱觀俄羅斯的歷史，追趕貫穿了其整個發展過程。從擺脫蒙古統治之後，數個世紀被壓迫的經歷轉化為俄羅斯不可遏制的王朝政治野心，持續的領土擴張反映了俄羅斯民族的救世主義情緒和對地緣安全空間的極度渴望。為了這個目的，俄羅斯在國家發展戰略上採取了一種有別於同時代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

　　我們把俄羅斯的經濟追趕程序劃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是工業化時期，分為十月革命前的經濟追趕階段和蘇聯體制下的經濟追趕階段;另一個是後工業化時代，這個階段開始於赫魯曉夫執政時期，以蘇聯解體為界，也就是改革階段和轉軌階段。

　　俄羅斯經濟歷史工業化時期的經濟

　　從彼得一世開始，俄羅斯採取了軍事優先的國家追趕戰略，這其中包括：軍事體制、軍事技術和軍事工業，也就是以提高國家軍事力量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採取的這些政策和措施也同當時國際競爭格局中硬權力優先的大環境有著極大的關係。歷史證明，俄羅斯的這種戰略的確是卓有成效的。當時俄羅斯對外擴張正處於上升期，隨著1793年與1795年的瓜分波蘭，俄羅斯帝國的西部邊界達到了近代的最遠點。在之後近百年的時間裡。對整個歐洲來說俄羅斯的軍事威懾始終揮之不去。但俄羅斯後來的歷史發展表明，彼得大帝這種片面的現代化努力終究難以保證國家長久健康成長。

　　十月革命前，隨著工業革命和近代工業的發展，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表現優異，並取得了國際競爭的優勢。而那些因循守舊的傳統強國或喪失傳統的地位，或發生激烈的國內變革，導致外部干涉。所有這些都對俄國內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穩定產生了影響。在國內外這種形勢下，一方面為了發展經濟以挽救日趨衰落的專制制度，另一方面為了增強國力，以便參與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沙皇政府不斷地推出各種學習西方的社會改良措施，主要在技術和經濟領域，其目的仍在於鞏固傳統的政治體制。

　　俄羅斯的現代化程序與西歐各國，甚至與德意志地區相比也顯得過於緩慢。不僅農業中廣泛存在著強制勞動，直至1860年俄羅斯的工業部門中強制勞動還佔到40%以上的比例。在俄羅斯出現了企業主寧願把軍警請到生產車間來維持生產秩序，也不願意進行技術改造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怪事。但不可否認，俄羅斯的社會經濟也在取得進展，而政治制度卻沒有得到改造。經濟實力的增強進一步強化了傳統的政治架構，導致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愈加尖銳。

　　斯佩蘭斯基是亞歷山大一世時期著名的法學家和改革家，他曾這樣評價俄羅斯社會狀況：“我發現俄羅斯只有兩個等級：地主的奴隸和沙皇的奴隸。”從根本上說，沙皇專制制度是俄羅斯現代化的政治障礙。由於歷代沙皇頑固地拒絕現代社會的政治載體——議會民主制，哪怕是君主立憲，從而堵塞了新興資產階級進入統治集團的政治通道，也失去了議會機構對君主的輔佐和制衡，於是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呈現一種漸進的、緩慢的過程，整個國家的發展被鎖定在過去的發展軌跡上無法突破。

　　由於俄羅斯國內相關域的制度安排之間的聯結和捆綁，關聯和互補，尤其是其作為共有資源域中作為社群規範的村社制度安排、社會交換域的俄羅斯精神，組織域的官營企業和私人企業對政府的依附和政治域中勾結型國家模式等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俄羅斯內部的累積性因素只能導致既有的整體性制度安排進行邊際上的調整。只有在面臨著強烈的外部衝擊的情況下，才會產生政府主導的變革。比如，克里米亞戰爭中慘敗於資本主義的英國和法國後，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壓力，為追趕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和維護統治地位的需要，1861年俄羅斯開始了以廢除農奴制為核心的改革，而這遠不是俄羅斯內部資本主義自然發展的結果。俄羅斯開始的破壞農村公社、實行土地私有化並確立資本主義產權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在日俄戰爭失敗後，國內累積性因素和外部衝擊共同作用下，由政府主導才得以進行。不言而喻，用既得利益集團的鐵腕來進行新的制度安排是談不上公正的，但新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同國家的長期發展目標一致，而“斯托雷平領帶”下的穩定促進了這種效率的發揮。隨著歷史的發展，制度變遷帶來的並不豐厚的收益被社會生活中保留下來的大量舊制度殘餘所耗損，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狀況逐漸惡化，社會矛盾又開始不斷的積累。

　　鑑於沙俄的國內階層力量對比，作為政治域中的穩定均衡結果的國家或政府正好符合青木昌彥所說的勾結型國家模式。制度變遷是一個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關係博弈的過程，博弈的各參與方的地位和行為力量是不一樣的，在這個過程中，參與各方可以劃分為強勢團體和弱勢團體。強勢團體提供的制度變遷路徑在博弈的過程中，居於一種賣方壟斷的地位。而對於弱勢團體提供的路徑選擇則要面臨著一種買方壟斷的局面。由於制度變遷的主導權把握在既得利益階層掌握的政府手中，這種制度轉型的成本分擔和收益分配自然不會有一個公平的結果。短期內兌現的制度變遷的收益掩蓋了長期的、高額的社會成本，帶給社會的往往是一個非效率的均衡，全社會的福利因此就要承受一種淨損失。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力量對比差距懸殊，社會的或國家的公共選擇過程呈現出一種非對稱的局面，制度變遷並不能夠獲得一種帕累託改進。新的制度安排對強勢集團給予了充分的斯拉茨基標準的補償，但這份帳單的支付卻是通過對弱勢集團實施最大限度的剝奪實現的。這種情況又會對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最終導致國家的整體競爭力下降。而這種制度變遷的不徹底遲早要付出代價，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俄羅斯的歷史清楚的反映了這一點，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和當年的革命風暴，最後是1917年的紅色狂飆，都是沙皇專制制度為自己前一階段不徹底的改革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