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以供大家閱讀。
***一***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資訊。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並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曆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麼?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麼，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裝置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製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不僅如此，分工還有一個妙處，就是它能為發明和改進機械提供契機。最初的蒸汽機比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個兒童來開啟和關閉汽鍋。有一次，有一個按活塞的小孩，因為幹得久了，就 “懶”中生智，把開閉汽鍋的舌門把手，用一條繩索系在機器的另一端，讓舌門隨機器的運動而自動開閉。這個笑話，成了蒸汽機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談。再觀現代工廠的生產不就用事實證明了分工理論的重要性。汽車生產廠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因為改變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生產模式為流水線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在競爭中擊敗對手而佔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線作業不正是分工理論在生活中的應用嗎?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 “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裡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稜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面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棄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後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說。但一位義大利哲學家卻說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說”，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後。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於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幹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禦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儘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後，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說。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現在，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於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希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今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不過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不過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
***二***
忙裡偷閒拜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覺得很受啟發，它給我帶來了深刻的感受，並明白了什麼樣的書才能稱得上劃時代的鉅作，什麼樣的人才配得上“經濟學始祖”的稱號。《國富論》的首次出版標誌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幹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並延續至今。
亞當斯密於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共分為五篇，總計三十二個章節，分別討論了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君主或國家的收入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並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後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書中，斯密首先闡述了他的勞動價值論。他認為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節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的物品。而勞動的生產率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是什麼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麵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於這兩種情況。
緊接著又論述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他認為分工有以下的好處：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勞動置換的時間減少;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當論及分工產生的原因時，斯密認為勞動或者說職業的差異並不是分工產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帶來的結果。分工起因於交換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是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的剩餘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製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
至於交換產生的原因，斯密認為，主要源於人們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換取別人的，對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換，那麼就必須有交換的媒介。這時斯密介紹了各種交換媒介，如牲畜、貝殼、菸草、鞣皮等，當然還有貴金屬。那麼這些媒介與交換物之間的交換價值比例是如何確定的呢?斯密把這個問題分成三點進行闡述：第一，什麼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即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麼;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麼;第三，什麼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換言之，使商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裡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稜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亞當·斯密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於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他還認為利己心這並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他相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福利。
***三***
人總是有種惰性，能躺著決不坐著，能坐著絕不站著;讀書也是這樣，能看視訊的懶得看書，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不看《三國演義》不看《三國志》，而願意聽易中天來說三國，易中天還算一個不錯的學者，但于丹褻瀆了《論語》還不夠，還要去玷汙《莊子》，實在是讓我想抓狂。這可能都是因為現代人的惰性吧，寧願吃別人嚼過吐出來的東西，而不願意自己去親自品嚐吧。
身邊也有不少朋友愛讀書，但總是隻看一些暢銷書，對於一些經典，總是躲開繞開，其實我自己也經常這樣，以為自己看了不少書，但有重量的，夠分量的實在有限。即使看了，但總是亂亂的收穫不大。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種了，夏天施肥了，驚歎著秋天燦爛的麥浪，而忘了去收割。雖說以前也寫過一些書評，但都只限於粗略的感想，而沒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這種習慣必須改掉，得養成寫讀書筆記的習慣。那就從經濟學的開山祖師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開始吧。
今晚***09年3月13日***，終於把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後幾頁時，還隱隱然依依不捨。這本書我看了挺長時間，斷斷續續的快兩個月了，看的挺細，一想到斯密幾乎花了30年時間的積累，整整寫了8年，我這麼快就看完，實在過於倉促。真所謂，看書難，寫書更難。這本書值得我，值得每一個經濟學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來時的路。
我看的這個版本可以說是國內最好的版本了，商務印書館出的，譯者是郭大力和王亞南，總計約60萬字。分上下兩冊，上冊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嶺書市時買的，好像是花了5元錢吧，實在是太值了;下冊是從圖書館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沒能找到英文版，但從中文版看來，可以說全書字字珠璣，實在達到了字不得減的境界，這可能與譯者也有關吧，這本書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譯過了，65年又加以修訂，所以非常好，郭王兩人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前輩，現在廈門大學的WISE指的就是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此乃題外話了。英文版日後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譯者在序言中說，他實在是太驚歎斯密的文筆了，所以我的好好學學，說不定還是我英文寫作的典範。
也許本就是懷著崇敬的心態去看的，也許如錢鍾書說的信而好古，我們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許只是喜歡小孩子，並非為敬老，也許是賣老。沒有老頭子肯承認自己是衰朽頑固的，所以我們也相信現代一切，在價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進步。後來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憲章》中這樣的一段話才覺得道出實情，我們在看古人的作品時，總是感到英雄所見略同，其實使這些略同的觀念早就從古人以來已漸漸成為人們的常識。這本書也讓我不斷的驚歎，難怪連一向在經濟學界以個性著稱的弗裡德曼都在斯密的墳前喃喃自語，我們一直沒能走出先生的思想範疇，卻時不時的走錯方向。
在閱讀時，我腦海中不斷翻騰的經濟學概念幾乎一一的都能從這找到出處，雖沒有後人的修飾，精確，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但也許這還不是最終的來源，也許壓根就沒有來源，真理具有樸素性，一旦說出來，人人似乎覺得無需證明。斯密將西方几千年的經濟學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勞還是無人能及的，如同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所謂集大成者就是這樣。希望自己將來有機會能到英國去，能到斯密的墳前拜祭一番，表達我無比的敬意。
客套的話就不多說了，說內容吧，這本書分為序論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講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貨幣的起源及效用，商品價格的組成，勞動工資，資本利潤等這基本囊括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方面。由於1776年之際，農業佔國民財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論地租佔了非常大的篇幅。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大派可能就是這裡的一章節，比如楊小凱[2]的超邊際分析學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論分工的細化研究，楊小凱非常看重分工，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認為分工是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場規模的****，也就是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市場的本質在於交換，用後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的術語來說，就是交換能夠發揮比較優勢，從而能夠達到互利。***說到這，我要感謝一些李嘉圖，感謝一下曼昆，就是因為這個比較優勢的感念，才讓我徹底決定轉向經濟學，因為它解決了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有了這個比較優勢，我就找到了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武器了，此乃後話，以後詳述***。
看完這章，我聯絡中國的情況，產生一個想法：60年代初大饑荒，所謂的自然災害，之所以為造成那麼嚴重的後果，其實最大的禍首就是對於市場的破壞，對市場的割裂，這當然只是我的猜測，我還需要資料來驗證，這就留待研究生時再研究吧。但這話題可能有點敏感，有點危險。關於市場的割裂，其實在明朝也是非常嚴重的，明初，朱元璋稱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樣的農民來反他，於是在各地都派有駐兵，他想了一個貽害無窮的招數各地駐軍的供養由附近的人民供養。這表面上看來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但由於失去了牽制駐軍的力量，所以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苦難，更嚴重的是阻礙的市場的發展，使中國從此進入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根據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科技史》的資料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圖畫的那個時代，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人均產值也是後代的元明清所沒能超越的。民間傳說，朱元璋仇視商人，殺了鼎力資助過他的沈萬三。有點研究，但我堅信，市場的擴大會促進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地租這一塊，由於大陸受馬克思的毒害實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構建地租學說，特別是中國現在已開始恢復農村土地自由流轉。不然將來意識形態將會是一個莫大的阻力。
第二篇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
這一篇討論了資本，對資本進行了分類，後來的李嘉圖，以及馬克思繼承他的分類方法。對資本不是我感興趣的，其中我尤其對於利息感興趣，似乎所有的文明都對這樣
下冊明天就要完了，先寫完下冊吧：
下冊比上冊更有意思，更好看更好懂些。主要側重於現在的制度經濟學，或者說公共經濟學的，其中系統的討論了政府的各種職能，駁斥了當時流行的，現在仍然存在很多人的腦中的重商主義的觀點。重商主義認為，黃金白銀是一個國家財富的象徵，所以國家應該儘量的積累黃金白銀，這樣自然而然的會產生貿易保護主義，鼓勵出口，壓制進口。
這一點，不知道何時也不知不覺的成為滲透中國人血液的觀點。也許源頭可以從歷史書上找到，近代史上我們會看到出超入超這樣兩個概念，無論是歷史書，還是老師似乎都隱隱約約向我們灌輸這樣的一個觀點：出超比入超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會這麼的熱衷於創匯，以至於現在都有不知道該怎麼花的錢。這是好嗎?一點都不好，隱患無窮，我真擔心中國會成為這次金融風暴的中心，美國大概花兩年時間就能走出危機，而我們中國也許至少的花三年，我甚至有時悲觀的認為，中國走不出去。當然也許是我自己情緒低落時的悲觀判斷吧，因為一個人都世界的判斷往往不是在於這個世界客觀是怎樣，而是在於這個人對自己的信心。因為我忽略了中國人不可思議的忍耐力，不可思議的惰性，經濟學上可以稱為粘性。
今年是個敏感的年份，我也得小心自己的言論，說不定那天就被人叫去喝茶，當然我寫的東西，看的人還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我自己之外，不知道還會有誰，不管哪，那就自己玩吧，象蘭曉龍說的我從來就在和自己玩。還是回到斯密吧，第七章論殖民地尤其精彩，說說當時的背景吧，作者寫到這時大概是1775年，要知道1776年就是美國發表《獨立宣言》的時候，當時幾乎所有的英國人都是以為，北美的那幫人肯定是數典忘祖，居然干預反叛自己的國家。但斯密居然能夠站在一個很客觀的角度分析這個新新政府產生的原因，以及發展的趨勢，對這個政府更多的是持寬容的態度，這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時候不能不讓人感慨，這世界有太多的巧合，1776年《國富論》的發表和《獨立宣言》的發表無疑也是一個巧合，更巧合的是，《國富論》幾乎是這個新興國家的治國綱領，更準確的說是後面《美國憲法》形成的思想基礎。從而也決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可謂人類偉大的傑作。
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對司法和教育的論述尤其精彩，提出了法庭也應該想商店一樣引入競爭機制，而不能以地域來進行壟斷。這樣如果各法庭就會迫於生存壓力而會做出相對公正的判斷，如同我們的宋朝時包青天那樣，就因為大家覺得包拯的斷案具有相對的公正。這對中國當下的司法尤其具有參考性，我們中國現在已經出現很多的人民有冤無處訴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麼每年都有那麼多人要上訪的緣故，人民已經很沒有安全感了，前一段時間發生的什麼躲貓貓，唯有嘆息。
關於教育，我實在也有太多的想說的，教育從來就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而我們居然能夠想出教育產業化來，實在是用卑鄙下流來形容也是不為過的。我們的教育支出從來就沒有超過國家歲入的3%，2007年佔2.09798%，2008年佔2.607%，教育法都規定了至少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臺灣達到9%12%，可見我們口口聲聲喊著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可政府實在是太太太很多人覺得我們的教育改革開放後發展很快，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原來的入學率3%提高到20%，而實際情況是怎麼樣呢。近30年來，我們的大學數量不但沒有增多，反而不斷的減少，我們不過是將原來的中專提升為大專，將學院變為大學，高中以上的學校數量反而可能沒有增加。這就如同說在魚缸不斷減少的情況下，不斷的往魚缸放入更多的魚苗。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大學動不動就是好幾萬人，比人家一個國家的人可能還有多，一個國家大了可能不是壞事，但一個學校大了，絕對不是好事。關於這個問題，以後詳加論述吧，這裡面牽涉到獨立辦學的，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的大學是不能走上獨立的，也就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問題日後必將成為改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