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古代小說傳統
在中國，小說的誕生跟西方有著不同的傳統。
據魯迅考證，《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幹縣令”第一次提到“小說”的名字，但這裡的“小說”指的是“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1]這裡的小說，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裡的“小道”大概意思相近，就是不入流的旁門左道、閒言碎語和東家長西家短的東西。孔子認為即便是這麼一些“小玩意兒”，也值得加以研究。
跟現在所謂的“小說”意義相近的最早提法，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班固把《伊尹說》《鬻子說》《週考》《青史子》《師曠》等十五部“小說”編在《藝文志》的末尾，可見，在中國，“小說”一開始就不是入流的。
這裡我們說的小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把“故事”、“傳奇”、“演義”、“小說”、“講史”全都一鍋燴了，但是這些名稱，原本各有所指。我們現在，統統用長篇、中篇和短篇加以概括，方便是方便，但是失去了特點。粗略地區分，大體有以下幾類：
第二類是志怪神魔荒誕不經的作品，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說的那類“明代神魔小說”，還有《聊齋志異》之類的奇談，都可以歸屬到這一類。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4]如“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5]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6]如《綠野仙蹤》《封神演義》《西遊記》《三寶太監下西洋》《三遂平妖傳》等。這一類的歸納，我打亂的通常學者們按照朝代時間順序分類歸納法[7]。從先秦諸子寓言到清代的聊齋，都統統可以放在這個甕裡。《論語》說，“君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一類“小說”違背了聖人教誨，更不入正統方家法眼。
第三類，是“世俗小說”時髦一點可以說“寫實小說”，魯迅把大部分歸納為“人情小說”類裡。這種小說從“唐傳奇”發韌，把世俗生活的場景引入小說，記錄現世人生和社會，類似於西方文藝理論說的“風俗畫”。後來這類“風俗畫”漸漸演變成了主流，從《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孽海花》《官場現形記》《醒世姻緣傳》《二十年目睹之怪異現狀》《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等，蔚為大觀。這類小說被“五四”以後的作家學者特別看重，主要是其中的“現實主義”因素，提供了“五四”的作家學者移植西方的文藝理論的豐厚土壤。
第四類是“才子佳人小說”。如《玉嬌梨》《好逑傳》《平山冷燕》《鐵花仙史》《夢月樓》《兩交婚》《玉樓春》等。著名學者鄭振鐸似乎對“才子佳人”小說不甚以為然，說它們“死守著才子佳人的陳套而不知變通，故在其中，佳作卻絕少見到。”[8]並對《玉嬌梨》《平山冷燕》和《好逑傳》在國外不止有一個譯本且很受歡迎感到不解。實際上，西方文化背景跟中國的差異也許就在這裡，西方更關注“人與情”，寫人和寫愛情，雖然未必在藝術上有多大的創見，但是跟他們對於世界對於社會的看法類同，能引起共鳴。愛情，尤其是曲折迷離的愛情，如上面所列舉的小說，跟薄伽丘的《十日談》裡的一些故事，就很能類比。這恰恰不是“演義”和“神怪”所能達到的效果。另外，用我們現在的文藝理論加以硬套，“才子佳人小說”可以歸納到型別小說當中去。當今流行的情愛小說，在套式上，並不比這些“才子佳人小說”高明多少，而在故事的敘述技巧上，“才子佳人小說”還要更勝一籌。很多學者把《紅樓夢》也放到“才子佳人小說”範疇裡去，但它達到了同類小說無法企及的地步。《紅樓夢》的特異之處在於它超越了這類小說“有情人終成眷屬”俗套和明顯的說教內容，且在人物型別的塑造上，性格鮮明，栩栩如生。
從以上的類別和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小說，主要的核心還是順應傳統的道德倫理，而不是特別關注於人的本身。所謂的道德倫理，也就是“大道”“正道”。無論是以上的哪一種型別的小說，都喜歡“懲惡揚善”“勸惡從善”，講忠義，說道理，談輪迴報應說。《金瓶梅詞話》這樣的“淫穢小說”，最後也要得出“輪迴”和“報應”的大道理。這些大道理，使小說在寫到人時，很少能正面描述。傳統小說不是沒有表達男女情愛方面的內容，而是說，這種表達對傳統倫理道德缺乏超越性，它們基本上還在這個倫理道德的控制範疇內，不會造成真正的危機。
這跟西方小說作為一種與正統倫理宗教作鬥爭的源流相比，顯得非常不同。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裡曾特意地指出，小說的最重要的藝術精髓，就在於其“幽默”和“曖昧性”。這種特性，正好是跟宗教的要求相悖——所有宗教對於世界的判斷，都是彰明的，不容置疑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明確性。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薄伽丘的長篇小說《十日談》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部小說誕生的時間，跟我們明代小說勃興時期相近，正處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尊重個人價值的整體文化訴求相一致。《十日談》裡寫到的青年男女之間的自由情愛，恰恰為宗教倫理所不能容忍。順著這條線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像拉伯雷的《巨人傳》、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盧梭的《愛洛依絲》這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跟正統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正統宗教倫理進行鬥爭的作品。人性的力量的體現，在這裡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歐洲古典主義時期的文學還遮遮掩掩，到了浪漫主義時期，乾脆就來個暴風驟雨式的轟炸，把人性張揚到了極致狀態。這裡的代表作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和喬治·桑的《康素愛羅》等作品。在悲慘世界裡，鐘樓怪人和埃斯特拉達的愛情，在浪漫主義文學裡，是一種典型的結構：一旦作為神聖的人存在，無論他們的身世是多麼的卑微，他們的愛情和慾望，都要得到充分的肯定。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姿態，在小說發表的當時，就一直受到了宗教勢力的打擊，但是非常符合當時歐洲新文化的願望。在他們這種狂飆突進式的表達裡，傳統的宗教勢力和倫理底線，都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在繪畫上，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油畫、雕塑大師把最大的精力投注在描繪美好而生動的人體上，跟文學這種精神具有一致性，都是致力於歌頌人類自身的美好，對窒息人性的傳統道德倫理加以大力的鞭撻。
據魯迅考證，《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幹縣令”第一次提到“小說”的名字，但這裡的“小說”指的是“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1]這裡的小說，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裡的“小道”大概意思相近，就是不入流的旁門左道、閒言碎語和東家長西家短的東西。孔子認為即便是這麼一些“小玩意兒”，也值得加以研究。
跟現在所謂的“小說”意義相近的最早提法，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班固把《伊尹說》《鬻子說》《週考》《青史子》《師曠》等十五部“小說”編在《藝文志》的末尾，可見，在中國，“小說”一開始就不是入流的。
這裡我們說的小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把“故事”、“傳奇”、“演義”、“小說”、“講史”全都一鍋燴了，但是這些名稱，原本各有所指。我們現在，統統用長篇、中篇和短篇加以概括，方便是方便，但是失去了特點。粗略地區分，大體有以下幾類：
第二類是志怪神魔荒誕不經的作品，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說的那類“明代神魔小說”，還有《聊齋志異》之類的奇談，都可以歸屬到這一類。如“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4]如“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5]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6]如《綠野仙蹤》《封神演義》《西遊記》《三寶太監下西洋》《三遂平妖傳》等。這一類的歸納，我打亂的通常學者們按照朝代時間順序分類歸納法[7]。從先秦諸子寓言到清代的聊齋，都統統可以放在這個甕裡。《論語》說，“君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一類“小說”違背了聖人教誨，更不入正統方家法眼。
第三類，是“世俗小說”時髦一點可以說“寫實小說”，魯迅把大部分歸納為“人情小說”類裡。這種小說從“唐傳奇”發韌，把世俗生活的場景引入小說，記錄現世人生和社會，類似於西方文藝理論說的“風俗畫”。後來這類“風俗畫”漸漸演變成了主流，從《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孽海花》《官場現形記》《醒世姻緣傳》《二十年目睹之怪異現狀》《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等，蔚為大觀。這類小說被“五四”以後的作家學者特別看重，主要是其中的“現實主義”因素，提供了“五四”的作家學者移植西方的文藝理論的豐厚土壤。
第四類是“才子佳人小說”。如《玉嬌梨》《好逑傳》《平山冷燕》《鐵花仙史》《夢月樓》《兩交婚》《玉樓春》等。著名學者鄭振鐸似乎對“才子佳人”小說不甚以為然，說它們“死守著才子佳人的陳套而不知變通，故在其中，佳作卻絕少見到。”[8]並對《玉嬌梨》《平山冷燕》和《好逑傳》在國外不止有一個譯本且很受歡迎感到不解。實際上，西方文化背景跟中國的差異也許就在這裡，西方更關注“人與情”，寫人和寫愛情，雖然未必在藝術上有多大的創見，但是跟他們對於世界對於社會的看法類同，能引起共鳴。愛情，尤其是曲折迷離的愛情，如上面所列舉的小說，跟薄伽丘的《十日談》裡的一些故事，就很能類比。這恰恰不是“演義”和“神怪”所能達到的效果。另外，用我們現在的文藝理論加以硬套，“才子佳人小說”可以歸納到型別小說當中去。當今流行的情愛小說，在套式上，並不比這些“才子佳人小說”高明多少，而在故事的敘述技巧上，“才子佳人小說”還要更勝一籌。很多學者把《紅樓夢》也放到“才子佳人小說”範疇裡去，但它達到了同類小說無法企及的地步。《紅樓夢》的特異之處在於它超越了這類小說“有情人終成眷屬”俗套和明顯的說教內容，且在人物型別的塑造上，性格鮮明，栩栩如生。
從以上的類別和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小說，主要的核心還是順應傳統的道德倫理，而不是特別關注於人的本身。所謂的道德倫理，也就是“大道”“正道”。無論是以上的哪一種型別的小說，都喜歡“懲惡揚善”“勸惡從善”，講忠義，說道理，談輪迴報應說。《金瓶梅詞話》這樣的“淫穢小說”，最後也要得出“輪迴”和“報應”的大道理。這些大道理，使小說在寫到人時，很少能正面描述。傳統小說不是沒有表達男女情愛方面的內容，而是說，這種表達對傳統倫理道德缺乏超越性，它們基本上還在這個倫理道德的控制範疇內，不會造成真正的危機。
這跟西方小說作為一種與正統倫理宗教作鬥爭的源流相比，顯得非常不同。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裡曾特意地指出，小說的最重要的藝術精髓，就在於其“幽默”和“曖昧性”。這種特性，正好是跟宗教的要求相悖——所有宗教對於世界的判斷，都是彰明的，不容置疑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明確性。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薄伽丘的長篇小說《十日談》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部小說誕生的時間，跟我們明代小說勃興時期相近，正處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尊重個人價值的整體文化訴求相一致。《十日談》裡寫到的青年男女之間的自由情愛，恰恰為宗教倫理所不能容忍。順著這條線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像拉伯雷的《巨人傳》、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盧梭的《愛洛依絲》這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跟正統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正統宗教倫理進行鬥爭的作品。人性的力量的體現，在這裡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歐洲古典主義時期的文學還遮遮掩掩，到了浪漫主義時期，乾脆就來個暴風驟雨式的轟炸，把人性張揚到了極致狀態。這裡的代表作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和喬治·桑的《康素愛羅》等作品。在悲慘世界裡，鐘樓怪人和埃斯特拉達的愛情，在浪漫主義文學裡，是一種典型的結構：一旦作為神聖的人存在，無論他們的身世是多麼的卑微，他們的愛情和慾望，都要得到充分的肯定。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姿態，在小說發表的當時，就一直受到了宗教勢力的打擊，但是非常符合當時歐洲新文化的願望。在他們這種狂飆突進式的表達裡，傳統的宗教勢力和倫理底線，都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在繪畫上，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油畫、雕塑大師把最大的精力投注在描繪美好而生動的人體上，跟文學這種精神具有一致性，都是致力於歌頌人類自身的美好，對窒息人性的傳統道德倫理加以大力的鞭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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