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在哪裡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
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專案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專案。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概況
京杭大運河，又稱京杭運河或簡稱大運河，是中國古代一項偉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里程最長的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經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和浙江四省一市，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1794千米。
京杭大運河是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它的長度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巴拿馬運河的33倍。
大運河肇始於春秋時期，形成於隋代，發展於唐宋，最終在元代成為溝通五大水系、縱貫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
京杭大運河一向為歷代漕運要道，對南北經濟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19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部分河段已進行拓寬加深，裁彎取直，新建了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有所改善。季節性的通航里程已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州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且京杭大運河計劃成為南水北調的輸水通道。
京杭大運河將向東延伸240公里並從此改名京杭甬大運河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
隋唐時期
“隋唐大運河”，分為四段：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
在公元七世紀初隋煬帝統治後，遷都洛陽。為了控制江南廣大地區，使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豐富物資運往洛陽，隋煬帝於公元603年下令開鑿從洛陽經山東臨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長約1000公里的“永濟渠”;又於大業元年***公元605年***下令開鑿洛陽到江蘇清江***今淮安市***約1000公里長的“通濟渠”，直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交通，並改造邗溝和江南運河;三年又開鑿永濟渠，北通涿郡，連同公元584年開鑿的廣通渠，形成多枝形運河系統。再於公元610年開鑿江蘇鎮江至浙江杭州***當時的對外貿易港***長約400公里的“江南運河”;同時對邗溝進行了改造。這樣，洛陽與杭州之間全長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
元明清時期
在十三世紀末元朝定都北京後，為了使南北相連，不再繞道洛陽，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元朝花了10年時間，先後開挖了“洛州河”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線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直達杭州。而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又新修“通惠河”。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九百多公里。
近現代
1842年，英軍在鴉片戰爭中決勝的一戰，就是奪取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不久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53年後，太平天國佔據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帶十多年，運河漕運被迫中斷。戰爭極其慘烈，期間沿線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創，部分甚至全部焚燬。
1855年黃河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從此漕運主要改經海路。
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承運漕糧。
1904年，漕運總督也被撤廢。
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此京杭大運河以及沿線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後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使其重新發揮航運、灌溉、防洪和排澇的多種作用，部分河段已進行拓寬加深，裁彎取直，新建了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有所改善。季節性的通航里程已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縣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
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已將江、河、海銜接起來。
2002年，原本只負責通航的京杭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三線工程之一，成為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重要環節和通道，通過它長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東和河北等地。
意義
經濟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後，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遊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為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雲集，江北第一大鎮”。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徵***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
北京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
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於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後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於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後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後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資訊。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
政治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並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澱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為“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為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