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幅精選書法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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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大師于右任的學書法經歷

　　民國三十八年，于右任隨中樞遷臺。他那深厚的漢魏碑學內涵下，所蘊育的真行草各體，氣勢磅懾渾凝，縱橫排蕩，震懾住了每顆熱愛書學的心靈。為當時碑風日熾的臺灣，帶來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時洛陽紙貴，求書者踵接不暇，獲書者視若拱璧。近二十年來，書壇、社會、甚至軍中，許多人沉湎於漢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則直接奉〈標準草書〉為圭臬。一代草聖的影響力，比臺灣三百年來任何書家要光芒萬丈而無遠弗屆。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陝西涇陽，出生三原。先後受教於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劉古愚等名儒，紮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至於他的治學方式和態度，由於尊人新三公博覽群書，伯母房太夫人督導又嚴格，受益於庭訓多。右任學書的過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隨諸牧兒遊走放牧的時光，當時他只要見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會隨手摹擬塗畫，或是拔取冢旁的雜草，捆結代筆，依樣書畫。十一歲進入毛班香私塾，記憶中太夫子毛漢詩喜愛作草書，寫王羲之的「鵝」字，具各種姿態，幼小的心靈，深受潛移默化。幼年時代的他便以書法見賞於毛班香生。

　　右任曾經說過，他自十九歲開始對書法產生興趣。由於陝西地處中原文化發祥地，使他有許多機會接觸古代大書家遺留的真跡、碑碣。像民國九年在白水縣史官村出土的〈廣武將軍碑〉，便曾令他雀躍震驚!甚至賦詩讚嘆說：碑版規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

　　民國十五年，他奉命繞道俄蒙援陝，等到會師中原後，便又往來於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種種機會，收買古碑。這種鍥而不捨的學習熱誠，使他的碑石數目日增，到抗戰軍興，共有三百八十塊，墓誌銘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並把這些珍貴的史學、書學資料，捐贈國家所屬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書學毅力和無私的愛國熱誠。

　　民國十九年，右任賦詩表白了學書的甘苦和執著：「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夜集詩聯，不知淚溼枕。」這首詩為標草的仰慕者說明了最好的入門途徑;也點出了這段時光他所規撫的物件，是偏重北碑。案頭常見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禪國山碑〉、〈爨寶子碑〉、〈曹娥碑〉、〈龍門造像〉、〈鄭文公碑〉、〈楊翬碑〉、〈張猛龍碑〉、〈夏承碑〉、〈華山廟碑〉、〈石門銘〉、〈塵鶴銘〉、〈曹子建碑〉、〈大公呂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書，涵育著力鼎千鈞、排山倒海的氣勢，便是早期對漢、魏石刻拓本反覆摹，長期醞釀的辛勤與智慧的結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國三、四年才真正體會作書的箇中樂趣。特別是接觸〈廣武將軍碑〉後，使他有了致力草書的念頭。民國十六年前後，便開始蒐集研究前代草書家的作品、書論。至於臨寫，應遲到民國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於中國文字筆畫繁複，書寫困難，於是成立「草書杜」，期望找出草書「實用目的」廢置的緣由，發現了後代的草書作者，過於注意美術價值，使寫法不一，愈難辨認。他決定從事「草書標準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後的草書能夠實用以利天下，利萬世。事實上，民國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濱***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書寫;可惜後繼無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廣工作，始終不曾中輟。

　　右任至民國二十一年成立「標準草書杜」的第一階段工作，也是想訂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還曾把〈急就章〉徹底的考證一過，二十三年命劉延濤參與甚至在上海登報徵求草書。有人持太和館〈急就章〉〈吳、皇書〉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獲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興奮異常。同年在還獲得甲秀堂殘帖，內有蕭子云的〈出師頌〉，雖懷疑是臨索靖的版本，但也極難得。右任在大陸的屬下李楚材曾說：「我在於先生左右時，每見他臨〈出師頌〉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應該就是指的這件藏本。此外又獲得曹子健手稿，鍾繇道德經墨跡;三十年考察西北，於敦煌獲索靖〈月儀帖〉墨跡數字，更為驚歎!雖然真偽難定，但這些章草的寶貴資料，是每一位草書愛好者所夢寐企求的。

　　民國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請章草名家王世鏜前輩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辦公室、家中書房，從不懸掛他書法，有則王氏的章草。世鏜歿後，他曾有輓詩：「三百年來筆一枝，不為索靖即張芝。」可說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來，對右任的章草涵養，應是有助益的。

　　標準草書社後來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後、不適用而放棄作整理，但右任對章草已控縱自如，由民國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孫荊山墓表〉、〈孫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趙次庭墓誌〉、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誌***，便可獲得證明。

　　由於稟賦、魄力、努力與眾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獲觀廣博的書學碑帖資料，而悠遊眾家精髓的深度，更是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今將異於前論的各種說法分述於後，使後學能更瞭解他「博大能容」的書學經歷和內涵。

　　書家李超哉於民國五十七年發表《八法仰宗師》文中載道：「於先生的字.....據他自己告訴我，得力於褚河南實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認為恐李超哉誤記或於氏不經意之言。確實，以他整個創作過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懷素、顏真卿的影響要超過褚遂良許多。

　　臺邑名詩書家林熊祥在《書學原論》中說：「顏真卿盤石令張令曉誥身，......諦玩其筆劃則綿裡裹針，......昭代于右任先生筆意時有與此相通者。」「王長者墓誌，......顧氣勢較為雄邁，.......其用意之新穎，于右任先生與之頗有相通處。」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陝西李楚材又說道：「於先生青年時代在上海辦報之際，專習北魏碑帖，並精心臨何紹基的書法，尤其臨何收藏的〈張黑女墓誌銘〉十分神似;並以何紹基入手，臨寫〈石門銘〉及〈龍門二十品〉。」這種說法，被右任的哲嗣於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恆所否決，二者指出右任對何紹基的筆勢和***張黑女墓誌銘***的藝術道詣，向來不甚留意，絕不可能據以為書學根基的。

　　此外，秦漢磚瓦、漢簡流沙、唐經石窟等都是參考的物件。其中以敦煌、樓蘭、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簡，法度最為嫻熟。民國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將舊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掘的居延木簡予以出版，右任為此曾賦詩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見居延簡，相待於今二十年，為謝殷勤護持者，亂離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編輯標草時，便極渴望一睹居延漢簡，作為整理草書的參考資料，無奈不能如願。歷經二十年後，終於得以將居延漢簡的神韻融入自己的草法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