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

　　作為國家調控巨集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執行。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巨集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執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範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巨集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後，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衝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鬆”、“鬆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雲，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絡的因素，後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巨集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於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雲，2009***。對於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並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並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並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並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海》中，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於，前者並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後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係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麼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後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於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儘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採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鬆***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髮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視窗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於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於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於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後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援，加大對技術改造、兼併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迴圈經濟的信貸支援，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隻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後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儘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後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物件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資料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於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鬆”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甦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巨集觀經濟資料。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於“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執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鬆”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隻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並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巨集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資料，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後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