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出塞五首原文賞析

朝代唐代 詩人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
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
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
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
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
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
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邊塞 軍旅 組詩

譯文

上句“有”字喑含諷意,揭出功業的罪惡本質。“舊丘”猶“故園”,即“老家”。
召募,這時已實行募兵制的“擴(音廓)騎”。薊門,點明出塞的地點。其地在今北京一帶,當時屬漁陽節度使安祿山管轄。
這兩句模仿《木蘭詩》的“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轅”的句法。
道周,即道邊。
斑白,是發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頭。
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時候。庶羞,即萊餚。白居易詩“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別,只希望小夥子能多吃點。
別有贈,即下句的“吳鉤”。“別”字對上文“庶羞”而言。
吳鉤,春秋時吳王闔閭所作之刀,後通用為寶刀名。深喜所贈寶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願,所以“含笑”而細玩。
洛陽東面門有“上東門”,軍營在東門,故曰“東門營”。由洛陽往薊門,須出東門。這句點清徵兵的地方。
河陽橋在河南孟津縣,是黃河上的浮橋,晉杜預所造,為通河北的要津。
大旗,大將所用的紅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陳(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這兩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現出那千軍萬馬的壯闊軍容,下句化用《詩經》的“蕭蕭馬鳴”,加一“風”字,覺全域性部動,颯然有關塞之。
幕,帳幕。列,是整齊的排列著。這些帳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離。
因為要宿營,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隊。
因軍今森嚴,故萬幕無聲,只見明月高掛無中。上句也是用環境描寫來烘托“令嚴”的。
悲笳,靜營之號,軍令既嚴,笳聲復悲,故慘不驕。
大將,指召募統軍之將。“嫖姚”同“剽姚”,漢武帝時,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嘗從大將軍衛青出塞,故以為比。
“古人”“今人”都指邊將說。重高勳,即貪圖功名。《昔遊》詩所謂“將帥望三臺”。因貪功名,故邊疆多事。
邊將貪功,本該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說“豈知”。有怪嘆之意。“亙”是綿亙不斷。
天地四方為“六合”,這裡指全國範圍以內,全國既已統一,便無出師必要,但還要孤軍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對照。
遂使,於是使得。承上“且孤軍”來,貔,音琵,即貔貅,猛獸,這裡比喻戰士。邊將貪功,人主好武,這就使得戰士們為了統治者的企圖而拼命。勇,是勇往:所聞,是指地方說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漢書:張騫傳》:“天子(武帝)既聞大宛之屬多奇物,乃發間使,數道並出。漢使言大宛有善馬,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上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善馬。”即此“所聞”二字的本意。
大荒,猶窮荒,過去所謂“不毛之址”。
《安祿山事蹟》:“祿山包藏渦心,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鬥者數萬匹。”詩句當指此。
玄冥,傳說是北方水神,這裡代表極北的地方。這兩句要善於體會,因為表面上好像是對皇帝效忠,其實是諷刺,正如沈德潛說的:“玄冥北,豈可開乎?”
上既好武,下自貪功,故奏捷日至。《通鑑》二百一十七:“天寶十三載四月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十四載四月奏破奚、契丹。”
點破“獻凱”只是虛報邀賞。兩蕃,是奚與契丹;靜無虞,本無寇警。
漁陽:郡名,今河北薊縣一帶。其地尚武,多豪士俠客,故日豪俠地。
遼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來東吳,來自東吳。
周代封建社會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這裡泛指安祿山豢養的爪牙和家僮。羅和練都有光彩,故曰“照耀”。這以上幾句,寫祿山濫賞以結人心。《通鑑》(同上):“天寶十三載二月,祿山奏所部將士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即其事。
主將,即安祿山.天寶七載祿山賜鐵券,封柳城郡公:九載,進爵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從他開始。
上都,指京師,即朝廷。凌,凌犯,目無朝廷。
寫祿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來俯制眾口,當時本有人告安祿山反,玄宗為了表示信任,反將告發的人縛送祿山,因之“道路相目,無敢言者。”(見《祿山事蹟》)
是良家子,故不肯從逆:出師多門,故能揣知主將心事。二句是下文張本,多門,許多門道,有多次意。
益,是增益,“思”字照過去讀法應作去聲,愁思,即憂慮,是名詞。
所憂在國家,放覺身貴上不值一說。下二句正申“不足論”。
躍馬,指身貴,兼含從軍意,劉孝標《自序》:“敬通(馮衍)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
坐見,有二義:一指時間短促,猶行見、立見:一指無能為力,只是眼看著:這裡兼含二義。長驅,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陽行將淪陷。當時安祿山所部皆天下精兵。
間讀去聲,間道歸,抄小路逃回家。
這句直照應到第一首。初辭家時,進庶羞的老者,贈吳鉤的少年,都不見了,一切都完蛋了。
惡名,是叛逆之名,祿山之亂,帶有民族矛盾性質,這個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參考資料:

1、蕭滌非 .杜甫詩選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第59-64頁 .

鑑賞

  《後出塞五首》組詩敘寫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一位軍士從應募赴軍到隻身脫逃的經歷,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的“釀亂期”的歷史真實。

  自開元中玄宗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兵農分離,出現了職業兵。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這種應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無宗族,重賞賜而輕生。《後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這樣一個應募者形象。一無牽掛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鉤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遊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敘應募動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敘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將;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將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著功名萬里雄心的軍士後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於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將”(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奸“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為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勳”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於這類人物的誇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並未發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為詩中人思想的轉變,而只能理解為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態。這種夾敘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並不罕見的。

  據《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竟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羅之戰,雲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徵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爭,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於農的一種兵制,將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產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隨戰爭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將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後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歷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為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為避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悽悽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

參考資料:

1、周嘯天 等 .唐詩鑑賞辭典補編 .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0年6月版 :第259-261頁 .

創作背景

  《後出塞五首》當作於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唐之初。目的在於通過一個脫身歸來的士兵的自述,大聲疾呼的揭露安祿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過來,並指出養成祿山反叛的原因,即在於他自己的好大喜功,過寵邊將,以致祿山得以邊功市寵、形成養虎貽患。   

參考資料:
1、蕭滌非 .杜甫詩選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第59-64頁 .

2、 於海娣 等 .唐詩鑑賞大全集 .北京 :2010年12月版 ,中國華僑出版社 :第158-161頁 .

鑑賞

  《後出塞五首》組詩敘寫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一位軍士從應募赴軍到隻身脫逃的經歷,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的“釀亂期”的歷史真實。

  自開元中玄宗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兵農分離,出現了職業兵。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這種應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無宗族,重賞賜而輕生。《後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這樣一個應募者形象。一無牽掛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鉤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遊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敘應募動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敘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將;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將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著功名萬里雄心的軍士後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於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將”(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奸“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為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勳”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於這類人物的誇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並未發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為詩中人思想的轉變,而只能理解為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態。這種夾敘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並不罕見的。

  據《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竟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羅之戰,雲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十萬人,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徵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爭,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於農的一種兵制,將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產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隨戰爭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將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後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歷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為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為避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悽悽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

參考資料:

1、周嘯天 等 .唐詩鑑賞辭典補編 .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0年6月版 :第259-261頁 .

創作背景

  《後出塞五首》當作於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唐之初。目的在於通過一個脫身歸來的士兵的自述,大聲疾呼的揭露安祿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過來,並指出養成祿山反叛的原因,即在於他自己的好大喜功,過寵邊將,以致祿山得以邊功市寵、形成養虎貽患。   

參考資料:
1、蕭滌非 .杜甫詩選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第59-64頁 .

2、 於海娣 等 .唐詩鑑賞大全集 .北京 :2010年12月版 ,中國華僑出版社 :第158-161頁 .

詩人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