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三良原文賞析

朝代魏晉 詩人陶淵明

寫人 讚美 同情

譯文
出仕為官居要職，只怕蹉跎好時光。
一年到頭勤效力，常恐功績不輝煌。
忠情偶爾得表現，於是得寵近君王。
出門陪同在車邊，入宮服侍丹帷旁。
規勸之言即聽取，建議從來不虛枉。
一旦君王長逝後，願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難相忘，君命怎能敢違抗！
面臨墳墓不猶豫，獻身大義志所望。
草叢籠罩高墳墓，黃鳥啼鳴聲悲傷。
三良性命不可救，淚水沾溼我衣裳。

註釋
三良：指春秋時秦國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針虎。三人都是秦穆公的寵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遺囑為之殉葬。
彈冠：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即整潔衣冠，指準備出仕為官。乘：駕馭，佔據。通津：本指交通要道，這裡指高官要職。《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時我遺：即“時遺我”的倒裝句，時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服勤：猶言服侍、效勞。《禮記·檀弓上》：“服勤至死。”孔穎達疏：“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盡歲月：一年到頭。
功愈微：功勞甚小。愈：更加。
謬（miù）：錯誤，這是作為臣子的自謙之詞。獲露：得到表現。
私：親近，寵愛。
文輿（yú）：華美的車子。這裡指穆公所乘之車。
丹帷（wéi）：紅色的帷幕。這裡指穆公寢居之所。
箴（zhēn）規：規諫勸戒。響已從：一發言就聽從。
初無虧：從不拒絕或輕視。虧：枉為。
言：語助詞，無意義。同此歸：一道去死。《史記·秦本紀》之《徵義》引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針虎許諾。及公薨（hōng），皆從死。”
“君命”句：《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遺囑，殺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車氏三於亦從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違”即指此事。安，怎能。
“臨穴”句：面對墳墓沒有猶豫。罔（wǎng）：無。惟：語助詞，無意義。疑：猶疑，猶豫。《詩經·秦風·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慄。”
投義：獻身於大義。攸（yōu）：所。希：願。
“黃鳥”句：《詩經·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不可贖：不能挽救贖回。語本《詩經·秦風·黃鳥》：“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泫（xuàn）然：傷心流淚的樣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參考資料：

1、龔 望．陶淵明集評議．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92-93 2、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

　　奄息、仲行、針虎三人合稱“三良”，都是傑出的人才，他們為秦穆公殉葬，歷代多有詠“三良”的詩文。《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經·秦風·黃鳥》就是秦國人民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個無辜犧牲者而創作的，表示了對殘暴統治者的控訴與譴責。陶淵明的這首詩，則完全稱讚三良的行為，其目的顯然不在詠史，而是借詠三良之事，表彰張褘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飲毒酒先死的盡忠行為。

　　全詩可分五個層次，每四句為一層。前面三個層次描述了“三良”怎樣由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願追隨君主於地下的，說“三良”終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寵愛和信任，為了不忘厚恩，“三良”實踐諾言，心甘情願為秦穆公殉葬。第四層次讚頌了三良赴死的高義，這與陶淵明的“士為知己者死”的節義觀是有關的。第五層次，詩人表達了《詩經·秦風·黃鳥》同樣的悲憫。結尾說“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為三良的死而悲傷，為三良的忠情謬露（本不該流露，仕途險惡，伴君如伴虎）而遺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對那慘絕人寰、滅絕人性時代的譴責，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從整體上看，作者是從仕途可畏這個角度來吟詠三良的。蘇軾的《和陶詠三良》“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最得此詩主旨。

參考資料：

1、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

　　這首詩具體創作時間大致有兩說：一說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當作於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後不久，約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一說約作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與《雜詩十二首》寫作時間相近，陶淵明五十歲。 　　

參考資料:
1、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

　　奄息、仲行、針虎三人合稱“三良”，都是傑出的人才，他們為秦穆公殉葬，歷代多有詠“三良”的詩文。《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經·秦風·黃鳥》就是秦國人民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個無辜犧牲者而創作的，表示了對殘暴統治者的控訴與譴責。陶淵明的這首詩，則完全稱讚三良的行為，其目的顯然不在詠史，而是借詠三良之事，表彰張褘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飲毒酒先死的盡忠行為。

　　全詩可分五個層次，每四句為一層。前面三個層次描述了“三良”怎樣由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願追隨君主於地下的，說“三良”終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寵愛和信任，為了不忘厚恩，“三良”實踐諾言，心甘情願為秦穆公殉葬。第四層次讚頌了三良赴死的高義，這與陶淵明的“士為知己者死”的節義觀是有關的。第五層次，詩人表達了《詩經·秦風·黃鳥》同樣的悲憫。結尾說“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為三良的死而悲傷，為三良的忠情謬露（本不該流露，仕途險惡，伴君如伴虎）而遺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對那慘絕人寰、滅絕人性時代的譴責，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從整體上看，作者是從仕途可畏這個角度來吟詠三良的。蘇軾的《和陶詠三良》“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最得此詩主旨。

參考資料：

1、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

　　這首詩具體創作時間大致有兩說：一說從這首詩的內容來看，當作於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之後不久，約在永初三年（422年），陶淵明五十八歲；一說約作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與《雜詩十二首》寫作時間相近，陶淵明五十歲。 　　

參考資料:
1、郭維森 包景誠．陶淵明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3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