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克馥，M.
[拼音]：Engesi
[英文]：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偉大的革命家、科學家，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勞動人民的領袖與導師。1820年11月28日誕生在普魯士萊茵省巴門市的一個工廠主家庭。1836年恩格斯在愛北斐特中學讀書時，迫於其父的決定，中途輟學，1837年開始學習經商。但他的志向不在商業，而在科學。1895年8月5日在倫敦逝世。K.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
參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創始工作
（19世紀40年代）
《烏培河谷來信》
1839年，恩格斯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工人階級狀況的文章《烏培河谷來信》。恩格斯寫道：“下層階級，特別是烏培河谷的工廠工人，普遍處於可怕的貧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頁）。恩格斯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工廠制度。
1841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利用公餘時間到柏林大學旁聽哲學課，並與黑格爾左派建立密切關係。他受L.費爾巴哈（1804～1872）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的影響，站到激進的無神論的立場，批判F.W.謝林（1775～1854）晚年在哲學方面的神祕主義。1842年11月至1844年，恩格斯在英國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紡紗工廠實習經商期間，廣泛地研究了英國的現狀和經濟史、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著作，以及英、德、法等國工人階級狀況及工人運動的情況。他發現英、法、德這三個文明國家的先進人物都主張在“財產公有”的基礎上進行社會結構的革命，但他們沒有提出變革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科學理論。
《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
1843年末，恩格斯寫了這部著作。他在本書中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發展過程作了分析，指出，政治經濟學是商業擴充套件的自然結果，重商主義學說就是在資本主義商業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貿易差額論是這個學派整個學說的中心。以A.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學說，探討了私有制經濟的各種規律，但最終的結論並沒有清楚地表述出來。恩格斯把全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稱為“私經濟學”，因此，研究政治經濟學，就要批判它的基本範疇。
恩格斯指出，由商業而形成的第一個範疇就是價值：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J.-B.薩伊認為決定實際價值的是效用；D.李嘉圖斷言決定價值的是生產費用。在批判他們時，恩格斯確立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價格是生產費用和競爭的關係。無論價值或價格，恩格斯都把它們看作是一種關係。
恩格斯認為，私有制造成資本和勞動的分裂，勞動者和勞動產品的分裂。資本又分為原始資本和利潤，利潤是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獲得的增殖。然後，利潤又分裂為利息和利潤本身。恩格斯從資本的現實運動分析這些範疇，並把資本與勞動聯絡起來。
恩格斯還把私有制生產、競爭和危機聯絡起來進行分析。競爭的規律是:供給和需求始終力圖相互適應，但從來也不會適應，人類在不自覺的狀態下，誰也不知道需求和供應有多大，市場規律起著調節作用。經濟學家企圖論證“生產絕不會過多”，“但是實踐卻用商業危機來駁斥他，這種危機就象彗星一樣有規律地反覆出現”，“這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盲目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它的破壞性所造成的各種後果，“勢必引起一次社會革命”（同前，第1卷，第614頁）。
恩格斯在批判T.R.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土地收益遞減“規律”時，特別強調科學日益使自然力服從於人類。“這種無窮無盡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用來為大眾造福，人類所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並且“可以使土地的收穫量無限地提高”，“只要我們戰勝了這種絕望的經濟制度，我們就能保證永遠不再因人口過剩而恐懼不安”（同前，第 1卷，第616頁、620頁）。
儘管恩格斯的這部著作還不成熟，甚至有錯誤的地方，但恩格斯從工人階級的立場出發，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現象，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範疇。後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把這部著作稱為“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這部著作表明，恩格斯已經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會見了馬克思，相互發現他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從此開始了他們的共同工作。他們合作的第一部著作《神聖家族》於1845年2月出版，它奠定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在英國做了深入實地的考察並研究了大量資料，寫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把工人階級狀況當作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社會運動的基礎和出發點加以考察。他指出，現代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從18世紀後半期棉花加工機和蒸汽機的發明開始的。這些發明推動了產業革命，機器生產在英國各產業部門戰勝了手工勞動。產業革命同時又引起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全面變革。恩格斯認為，產業革命對英國的意義，就象政治革命對於法國，哲學革命對於德國一樣，產業革命的最重要的產物是無產階級。大工業需要工人集中在一起勞動和生活，大城市出現了，大量人口集中在繁榮、富裕的倫敦。它也是世界上貧民窟最多的城市，一方面是鐵石心腸的利己主義，另一方面是語言無法形容的貧困，到處都是社會戰爭。這場社會戰爭中使用的武器不是刀槍，而是資本。工人如果僥倖找到工作，所能得到的僅僅是最低的工資。農業地區的情況比大城市更加惡劣。英國工人階級除了起來進行鬥爭、革命，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了。恩格斯第一次說明，工人階級不只是一個受苦的階級，而是一個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的階級，他們所處的被剝削的經濟地位，推動他們去爭取自身的最終解放。進行政治運動又必然會使工人認識到，他們除了社會主義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而社會主義也只有成為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的目的時，才會成為一種力量。
《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部著作中，他們在批判德國哲學的同時，也清算了自己以往的哲學見解。他們提出並闡述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重要標誌之一。他們確立了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把“生產”和“交往”當作基本的範疇，“生產”表示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交往”則表示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其上是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關係”的發展程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內部分工的發展程度上；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對立；分工發展的不同階段，會造成所有制的不同的歷史形式。結合著生產力，生產關係是劃分大歷史時代的基礎和依據。
1846年8月，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託恩格斯到巴黎，開展反對K.格律恩（1817～1887）等人鼓吹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鬥爭。在論戰中，恩格斯把共產主義的宗旨概括如下：“ （1）維護同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 （2）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財產公有的手段來實現這一點； （3）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頁）。
《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他在該書中指出，共產主義理論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學說。在英國，無產階級是由產業革命產生的，產業革命同時造就了既佔有生產資料又佔有生活資料的資產階級。產業革命孕育著一個由無產階級來進行的社會革命。這種革命不可能用和平的方法進行。由於各個文明國家處於大體上相同的工業發展階段，革命至少可以在英、美、法、德等國家同時發生，但實際進行共產主義革命或快或慢，則要看這個國家的條件。
講到革命的具體程序，恩格斯認為，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為完成這種過渡，恩格斯還提出了一個十二點經濟改造綱領。其中包括用累進高額遺產稅限制私有財產；一部分用國營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用貨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地主資本家；直接沒收逃亡、叛亂分子的財產，直到私有制完全廢除為止，全部工業、農業、銀行、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中。同時，組織勞動，使生產力日益增長。
恩格斯還設想，私有制徹底廢除之後，社會將根據實有的資源和整個社會的需要而制定的計劃來支配生產。那時，經濟危機將會終止，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將創造大量產品，可以組織分配以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社會生產會創造出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新人；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必然創造出消滅階級差別的條件，並消滅城鄉對立，城鄉的勞動者將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而是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同樣的一些人。
《共產主義原理》中的很多原理，為後來的《共產黨宣言》所吸收。
對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所作的貢獻
（19世紀50～60年代）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著作。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經常同恩格斯商討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恩格斯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看法。
地租
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地租問題進行了討論。1851年1月29日，恩格斯在信中告訴馬克思：“無論如何，你關於地租的新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李嘉圖關於土壤肥力隨著人口的增加而遞減的看法，我始終是不信服的，同樣他關於穀物價格不斷上漲的論點，我也從來沒有找到論據。”李嘉圖“完全忽視了農業的進步”，“你也許會記得，我在《德法年鑑》上早已用科學耕作法的成就批駁過肥力遞減論”（同前，第27卷，第189～190頁）。
貨幣流通
50年代初，馬克思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貨幣流通理論時發現，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是完全錯誤的。他指出，即使在實行純金屬流通的情況下，金屬貨幣的數量和它的增減，也同貴金屬的流出或流進，同貿易順差或逆差，沒有任何關係。馬克思認為自己的這個看法從根本上推翻了李嘉圖的整個流通理論。1851年2月，馬克思寫信徵詢恩格斯的意見。恩格斯覆信說，馬克思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對於把複雜的流通理論變為簡單明瞭的基本原理，大有幫助”（同前，第27卷，第 220頁）。同時，恩格斯還提出了幾點補充意見。經過商討，他們認為：流通中的貨幣數量是和待實現的商品的數量及價格聯絡在一起的。商品的流通是第一性的，貨幣的流通是派生的現象。這對貨幣流通規律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新起點。
利潤
1851年3月31日，馬克思請恩格斯回答，商人、工廠主怎樣計算他們自己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利潤。4月3日恩格斯回答馬克思，商人作為一個公司的利潤獲得者，和同一個商人作為消費者，這在商業上是完全不同的、相互對立的兩個人，前一行為列入資本帳目，後一行為列入費用帳目，費用帳目只有“借方”，而沒有“貸方”，從而是公司的最壞的負債者，年終結算時從利潤中扣除。
東方土地私有制
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告訴恩格斯，法國旅行家F.貝爾尼埃（1625～1688）完全正確地見到，東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馬克思把這看作是解開“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1853年6月6日恩格斯回信表示完全同意馬克思的意見，並作了補充：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正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這主要是由於氣候和土壤性質，特別是由於大沙漠地帶引起的。這個地帶農業生產的第一個條件，便是人工灌溉。這隻能由村社、省或中央政府來進行。在東方，政府總共有三個部門：財政（掠奪本國）、軍事（掠奪本國和外國）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產）。後來，馬克思把恩格斯關於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這些出色的論述，全部寫入他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這是他們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一個新的起點。
經濟危機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密切地注意經濟危機的發展。他們深信，不發生危機，就不會出現重大的革命事件。在1851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斷言，危機至遲會在1852年春天或秋天發生。但到了1852年春天，按照各方面的情況看，危機被延緩了。恩格斯認為，這除了直接的經濟原因之外，工人進行了不合時宜的罷工，使廠主找到同盟歇業的藉口，抵消了一部分產品過剩，從而延緩了危機。恩格斯在研究經濟危機問題時，把資本主義生產放到國際經濟總的聯絡中去考察。他指出：由於印度和中國，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加入國際經濟聯絡，擴大了世界市場，可能會推遲危機。恩格斯還根據法國的情況，對危機與工人階級覺悟的關係，作了深刻的分析：“工人們看來由於現在的繁榮和對未來的‘帝國光榮’的希望而徹底資產階級化了。需要危機的嚴峻考驗，從而使他們很快地又能有所作為”（同前，第28卷，第 146頁）。恩格斯特別強調危機能在什麼限度內把群眾推上革命的道路，不僅取決於危機的強度，還要取決於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在往後的40年間，恩格斯一再說明，長期的經濟繁榮對工人階級起著腐蝕作用，從而延緩了革命形勢的到來。
1867年8月，馬克思在寫《資本論》第二卷手稿時，向恩格斯請教，固定資本的實物補償，以及在以實物補償固定資本以前，折舊資金如何轉化為積累資金問題。恩格斯在這方面不僅有實際的經驗，而且還向幾個工廠主進行了調查。1867年8月27日，恩格斯寫信回答馬克思：在機器損耗以前，廠主們在平均 4年半的時間裡使用或者至少支配補償資金，廠主們還聲稱，機器在10年中完全損耗這一假定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嚴格地說來，機器裝置通常每年扣除7.5％，損耗期大約是13年。為了幫助馬克思弄清這個與危機理論、與整個第二卷都有關的問題，恩格斯於1867年8月27日寫了兩個詳盡的計算表寄給馬克思。第Ⅰ表假定，廠主用扣除的數額去生息；第Ⅱ表假定廠主每年把那些貨幣立即用去購買機器，這樣就年復一年地擴大了自己的工廠，即使不從利潤中扣除一文錢，也能靠原有機器的折舊增加新機器。
對資本論第一卷的評論
1867年9月14日《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了。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的沉默陰謀，恩格斯徵得馬克思同意之後，採取了特殊的策略，即以資產階級的觀點評論《資本論》。恩格斯從1867年10月12日至1868年3月13日，先後寫了9篇書評，大部分發表在德國資產階級的報刊上。這些書評巧妙地宣傳了《資本論》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1867年10月30日發表在《未來報》上的書評介紹說：全書有一個巧妙的辯證結構，在商品的概念中，貨幣如何作為自在的東西被表述出來；貨幣如何轉化為資本，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現。貫串全書的見解是，作者不把經濟規律當作永恆的自然規律。在1867年11月2日發表在《愛北斐特日報》上的書評中，恩格斯指出，這部具有最嚴格科學性的學術著作目的在於證明，全部資本不外是積累起來的工人階級的無償勞動。1867年11月17日發表在《杜塞爾多夫日報》上的書評說道，社會革命的要求，是根本消滅資本。大工業“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從而也使形成新社會的因素和變革舊社會的因素成熟起來”（同前，第16卷，第243～244頁）。
在論戰中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
（19世紀70年代）
《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先後寫了三篇圍繞住宅問題批判蒲魯東主義的論戰文章，這些文章後來以《論住宅問題》為總標題彙集成冊。
恩格斯依據《資本論》的基本原理指出，蒲魯東主義者把住宅承租人對房主的關係等同於僱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是不正確的。承租人與房主的關係，是一種單純的商品買賣關係。無論房租是高還是低，都不是發生在生產領域，因而不存在工人新創造的價值的被佔有問題。不管出租人向承租人勒索了多少房租，這只是已經存在的、先前所創造的價值的轉移，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所佔有的價值的總和仍然不變。這裡所進行的，只是商品交易，而這種交易是按調節一般的商品買賣以及“土地佔有權”的經濟規律進行的。蒲魯東主義者看到，在大城市中90％以上的居民都沒有自己的住宅，因此他們認為解決住宅問題的辦法，是讓工人佔有自己的小住宅。恩格斯指出這是一種反動的空想，正是現代大工業把先前束縛在小土地和小住宅上的小生產者，變成一個完全沒有財產的無產者。在這種經濟條件下，無產者才有可能推翻剝削制度的最後一種形式，即資本主義制度。恩格斯的全部論證，都集中到一點，住宅問題不是主要的決定性的社會問題。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法也不是在儲存資本主義關係的條件下，讓工人佔有小住宅，而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還對國家的性質和命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城鄉差別，以及使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等問題做了精闢的分析。
《反杜林論》
1871～1875年間，柏林大學講師E.K.杜林（1833～1921）公開打出反馬克思主義的旗幟，1877年1月至1878年7月，恩格斯應W.李卜克內西的要求，發表了《反杜林論》，批判了杜林的錯誤觀點，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
恩格斯在駁斥杜林對《資本論》的攻擊時，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他在分析政治經濟學的物件和方法時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義的意義來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規律的科學。人們所處的生產和交換的條件，各個國家不同，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中，各個時代也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歷史的科學。恩格斯還分析了生產、交換、分配的相互關係，指出隨著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但分配並不是生產的消極的結果，它反過來，又會影響生產方式。隨著分配上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正象分配本身是由生產決定的，階級的產生，也是根源於生產條件，社會之所以劃分為階級，是生產不發展的結果，它將被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
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集中地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被社會主義代替的歷史必然性，還論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一些根本特徵。
恩格斯對古代社會的研究
（19世紀80年代初）
恩格斯研究了日耳曼人的土地制度，根據所掌握的大量史料，確認凱撒（約前100～前44）在《高盧戰記》中所記載的古代日耳曼人的文化發展階段是無可懷疑的：古代遷徙不定的日耳曼人不象亞洲遊牧民族那樣必須有草原，他們居住在原始森林裡。到塔西佗（約公元55～約120）時代，自萊茵河起，直到易北河以東，遷徙不定的日耳曼人已經定居下來，農業的發展使得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恩格斯在普盧塔克（約公元46～約125）的《比較傳記·馬利烏斯傳》中發現：基姆布利人的遷徙，是在一年中最好的季節裡，年復一年地向前推進，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走遍了整個歐洲大陸。恩格斯認為：如果把這些材料和凱撒、塔西佗的著作聯絡起來考察，就可以把古代日耳曼人的全部土地關係弄清楚。從蘇維匯人每年更換一次土地，可以發現日耳曼人的遷徙方式：在什麼地方過冬，春天就在什麼地方播種，而收穫以後又繼續遷徙，直到冬季再留下來。這就是凱撒為什麼說“他們根本沒有私有的和單獨的土地”的依據。遊牧生活時期，只可能在氏族組織的基礎上共同耕種土地。
恩格斯於1882年9～12月，把他研究古代日耳曼人歷史所取得的成果，寫成《馬爾克》，目的在於全面地總結德國農民的過去和現在，併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制訂土地綱領提供理論基礎。恩格斯1894年11月寫《法德農民問題》，直接的動因是為了回答G.H.福爾馬爾（1850～1922）的挑戰，而從邏輯上考察，它是《馬爾克》的必然引伸。
馬克思曾經計劃聯絡他本人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美國L.H.摩爾根（1818～1881）的研究成果，這個願望後來由恩格斯實現了。1884年3～5月，恩格斯寫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他在該書1884年版的序言中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在這裡，恩格斯以獨特的方式說明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的人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制度，受兩種生產所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發展階段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發展階段制約，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愈受限制，社會制度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受家庭所制約。
恩格斯認為，血緣的親族關係在矇昧和野蠻的時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起源於共同祖先的氏族制度，構成地球上野蠻民族的社會基礎。由氏族組成的共同體，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都是公共佔有的。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口的增加，產生了財產上的差別；為了佔有最好的土地，也為了掠奪戰利品而進行戰爭。以俘虜作為奴隸，逐漸地成了一種公認的制度。氏族制度開始瓦解了，由子女繼承財產的父權制，促進了家庭內的財產積累，並使家庭變成一種與氏族對立的力量，這樣家庭與私有制便聯絡在一起了。獲得並佔有私有財產成為社會活動的最終目的，為了確認和保護私有財產，使正在開始的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於是出現了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關，這就是國家。
恩格斯總結了文明時代由以開端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如下的特徵：
（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
（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介力量的商人階級；
（3）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
（4）奴隸勞動成為佔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
恩格斯科學地論證了，無論是階級或它的代表──國家，正象它們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將來它們的消亡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編輯出版《資本論》第二、三卷
（19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馬克思雖然寫了《資本論》四卷的草稿，但生前只公開發表了第一卷。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校訂出版了第一卷的英文第一版，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
恩格斯為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二、三捲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創造性勞動。列寧曾說過：“這兩卷《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著作”（《列寧選集》第1 卷，第92頁）。恩格斯還為《資本論》第三卷寫了兩篇增補性論文。一篇題為《價值規律和利潤率》，一篇題為《交易所。〈資本論〉第三卷補充說明》。前一篇在恩格斯逝世不久發表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新時代》上，後一篇是一個沒有成文的提綱。
《資本論》第三卷出版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特別是義大利的A.洛里亞（1857～1943）提出所謂第三卷同第一卷相矛盾的說法，《價值規律和利潤率》一文就是為駁斥這種謬論而寫的。恩格斯依據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發展史的確切材料。論證了價值規律決非“理論上必要的虛構”，而是“已經在長達五千至七千年時期內起支配作用”的客觀經濟規律。他還分析了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及形成平均利潤率的歷史過程，用確鑿的歷史事實證明這一轉化的客觀性，論證了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的科學性。這是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重要貢獻。
《資本論》第三卷的草稿是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寫的。那時，自由競爭在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佔統治地位。此後30年間，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其集中表現就是資本主義壟斷逐漸代替自由競爭而起著支配作用。恩格斯整理第三卷草稿時，曾在附註和插入段落中扼要地指出了這一變化。第三卷出版後，他認為有必要“根據1895年的事態對1865年寫成的原文作個別較為重要的補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6頁）。為此，恩格斯擬了《交易所》一文的提綱。他指出，到19世紀90年代，在工業、商業、銀行、農業以及國外投資等領域已經出現了壟斷組織，“然後是開拓殖民地”，以“交易所”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壟斷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同前，第25卷，第1028頁）。恩格斯的這個提綱已經指出了壟斷資本主義的一些最本質的特徵，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這些論述，為列寧制定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