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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Juyan Hanjian

居延烽燧遺址中出土的簡牘。時代約自西漢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紀初）至東漢中葉（公元2世紀初）。烽燧為漢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轄，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居延漢簡是繼敦煌漢簡之後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在內容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敦煌漢簡，為漢代歷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居延漢簡的發現

第一次發現於1930年，由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採集。出簡較多的有10個地點，按原編號排列如下：

宗間阿瑪(A1)63簡

破城子(A8)4422簡

瓦因託尼(A10)267簡

博羅鬆治(P9) 346簡

A21250簡

布肯託尼 (A22)83簡

查科爾貼(A27) 93簡

金關(A32)724簡

地灣(A33) 2383簡

大灣(A35) 1334簡另外還有20個地點也發現少數簡牘。總計約發現 10200枚左右，現藏臺灣省“中央研究院”。第二次發現在1972～1976年，由甘肅居延考古隊發掘採集，破城子出土7865簡，甲渠第四燧出土195簡，金關出土11577簡，3處共計19637簡，再加上其他地點零星採集的，總數已近2萬枚。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居延漢簡的內容

絕大部分是漢代邊塞上的屯戍檔案，一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最早的紀年簡是西漢武帝徵和三年（前90）的。由於各遺址的性質不同，所出土的屯戍檔案簡冊的內容也不盡相同。一般亭隧遺址中出土的檔冊數量不多，而且僅限於與本亭隧有關的檔冊。候官或都尉治所的檔冊，數量多，內容豐富，包括了整個轄區中各亭隧的有關檔案。這些檔案可分兩類，一類是各種登記和統計簿籍，另一類是各種公文文書。屬於簿籍類的有各種名籍，如吏卒名籍、吏卒廩名籍、卒家屬名籍、卒家屬廩名籍、吏奉賦名籍、秋射賜勞(或奪勞)名籍等；有專門記錄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跡簿”；有專記傳遞公文信件的“郵書課”；有統計各亭隧軍事裝備情況的“守禦器簿”、“折傷兵簿”和 “戍卒被簿”；有記出納錢財和糧谷的 “出入簿”或“食簿”等；有“驛馬名籍”和“驛馬閱具簿”；在候官治所還有所謂“詣官簿”，即其下屬各亭隧士吏詣官辦事的登記簿；在關卡遺址中還出土有吏民出入關的登記簿和過所、 符傳等。 這些簿籍都各有書寫格式，按規定的內容填寫。各種公文文書中有詔書、檄書、牒書、律令、品約，以及劾狀、爰書等。這些簡冊原來都是按類歸檔的書卷、書案和簿錄，但在出土時多已編綸散斷，次序零亂，有些已被當作垃圾倒在遺址的一角；也有保持簿冊原狀的，如查科爾帖出土的“永元器物簿”。通過科學的考古發掘，根據簡冊的形制和內容，可以恢復檔冊的類別和原狀。

居延漢簡的整理與研究

居延漢簡第一次發現後，由馬衡，向達、賀昌群、餘遜，勞幹等拍攝照片和考釋簡文。1943～1944年，出版勞幹的石印本釋文及考證。1949年出版鉛印本釋文，圖版則遲至1957年才在臺灣出版，但並未發表簡的出土地點。1931～1959年是居延漢簡研究的第一階段。除了考釋簡文之外，多結合簡文內容作歷史考證，同時也對漢代邊塞上的屯戍制度等作了某些研究。從1959年《居延漢簡甲編》出版，至1980年《居延漢簡甲乙編》出版以前，是居延漢簡研究的第二階段。由於《居延漢簡甲編》發表了1914枚簡的出土地點，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進展，初步區分了不同地點的簡，從研究單個的簡，擴大到研究成冊或同類的簡，使復原各類檔冊的研究日益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從第一階段以文字考釋為主的研究，轉入了對簿冊形制作考古學的研究，對簡的內容從屯戍檔案的角度作全面的整理與分析，使居延漢簡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1980。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1期。

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