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
[拼音]：cihuixue
[英文]：lexicology
在語文學時期，是語言學的組成部分，曾經與語音學、語法學並列;在現代語言學裡，一般認為音系學、句法學、語義學是語言學的 3個組成部分，而詞彙學是語義學的一支，也稱詞彙語義學。前期詞彙學注重分類──歷時的詞義變異的分類（擴大與縮小，褒義與貶義，抽象與具體，本義與轉義等）和共時的功能的分類。現代詞彙學著重理論模式的建立，力求把前期詞彙學已有的分類放在符號與公式的基礎上，提高它的精密性和可驗證性，同時也探索前期未曾探索的領域，例如不同語言裡詞彙的共性成分。下面分 5部分說明。
詞的定義
19世紀西方語言學把“詞”定義為語言的最小單位；片語成片語，片語組成句子；詞是句子的重音所在，又是詞的屈折變化的基礎；這是這一定義的根據。20世紀初期，素的觀念逐漸成熟，於是有了小於詞的“詞素”，但是對於詞的定義，並沒有較好地解決。現代詞彙學傾向於用分解的辦法給詞下定義，即“詞”是形態的、句法的、語義的具體特徵的結合。承認詞的三個因素，各用不同的符號代表，可以較為簡便地說出詞的派生和詞類轉換等現象並寫出支配規則。
詞義分析
可分為：
概念意義
現代詞彙學採取基本範疇分析法，即選定若干範疇為標誌，相聯的概念都按此定義。例如關於“人”這一大範疇，以“人類的”、“成年的”、“男性的”三項為標誌，外加正號(＋)、負號(－)、零號(0)作區別。“婦女”是：
人類的＋
成年的＋
男性的－即“成年的、非男性的人”。
而“男孩”則是：
人類的 ＋
成年的 －
男性的 ＋即“未成年的、男性的人”。
聯想意義
“婦女”一詞，可以聯想“持家”、“養育兒女”、“溫柔”等，某一種文化會加上“脆弱”，另一種文化會加上“一族之主”等。對於“聯想性的意義”，現代詞彙學的貢獻只是在區別它和概念性意義的不同，即：概念意義以邏輯為根據，不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義項固定，屬於封閉系統；聯想意義以經驗為根據，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義項變異，屬於開放系統。
社會意義
這是現代詞彙學與前期詞彙學最為不同，也是最能體現它的現代性的地方。前期詞彙學著重靜態的（即詞典的、固定的）詞義分類，現代詞彙學則強調動態的、社會的詞義分析。社會性詞義有下列變素：
（1）地區方言與社會方言的變素。
（2）不同職業的變素。
（3）不同語域與語用的變素。
（4）作家風格的變素。
（5）作者的意圖與不同讀者的不同理解的變素。諸變素中又存在交叉的關係，例如可以從一個作家的語言中研究地區方言或社會方言，又可以從社會方言角度研究不同作家的語言。
不同語言中詞彙結構的共性成分
不同語言中存在著共性成分，這是長期以來哲學家從事研究的問題。巨集觀的共性成分是肯定的：凡屬人類（也只有人類）都有語言，凡是語言都有語音和語法的體系，不管體系本身如何不同。但是，語音和語法是封閉系統，是有抽象的法則可循的，詞彙是開放系統，抽象很不容易。但是語音中區別性特徵的提出和語法中生成理論的設想都被認為是抓住了語言的某些共性成分。在這種對共性成分的熱烈追求下，語言中親屬詞的研究和基本顏色詞的研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也受到現代詞彙學的重視。
B.伯林與P.凱伊在調查近100種語言的基礎上，提出了11種基本顏色詞，如下圖：這11種基本顏色詞，不同民族差異很大，文化中顏色詞的多少被認為是發展階段的標誌。11種顏色可能的組合在2000種以上，但實際發現的組合僅22類，可見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有其共同的地方。11種顏色詞都有，構成共性集；只有其中一部分，構成準共性集。
關於語言中的親屬詞，已經發現雙親、性別、婚姻這三個概念是共性成分，語言學家用這三個概念作為基本範疇，把直系親屬詞表達如下：
父親＋男性→父
母親－男性→母
兒子＋男性←父母
女兒－男性←父母順向箭頭表示“生父和生母”，逆向箭頭表示“父母所生”。
祖父＋男性→父母→父母兩個順向箭頭表示父母的父母。
孫子＋男性←父母←父母兩個逆向箭頭表示前一代父母所生的父母所生。
不同語言中共性成分是存在的，但要建立共性成分，必須做大量的調查，而調查所得的結果往往是紛繁龐雜的，這就有賴於哲學的分析。因此，到現在為止，詞彙的共性成分和語音、語法的共性成分一樣，還僅是一種假設，不能說是定論。
除顏色詞和親屬詞的共性成分研究外，還有植物分類術語的研究。
寫出詞的變化的規則
現代詞彙學受生成語法的影響，力求找出詞的變化的規則，並把這些規則用符號寫成公式。這樣的公式比文字說明要清楚，概括性也強。
（1）詞的派生，寫法如下：
M1→M2M＝形態，加詞尾以後，形態從M1變成M2（例如名詞加詞尾）。
S1→S2S ＝句法關係，例如名詞加詞綴以後變形容詞，S1→S2。
R1→R2R ＝語義，由於上述變化，詞義有相應的變化，R1→R2。
（2）詞的轉換，寫法如下：
M1→M1轉換指詞類變而形態不變，M1→M1。
S1→S2S1→S2反映詞類的轉換，例如動詞轉為名詞。
R1→R2動詞轉為名詞，詞義有相應的變化，R1→R2。
（3）詞義的轉變，寫法如下：
M1→M1形態不變，M1→M1。
S1→S1詞類也不變，只是可數名詞轉為不可數名詞，仍寫為 S1→S1。
R1→R2可數名詞轉為不可數名詞，引起詞義的相應變化。
（3）中所用的符號是不完善的。一個名詞從可數轉為不可數，終究是一種變化。這一變化沒有在公式裡反映出來。
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系動詞，可以寫成：
不及物動詞NP+V
及物動詞NP+V+NP
系動詞NP(+V)+NP
動詞的組配(通常所謂搭配)能力，可以用“價”來表示。“價” 原是化學術語，指一個原子和可結合的其他原子的數目，借來指一個動詞可以支配多少個句子成分。如：
他在唱。（有支配主語，稱1價動詞）
他在唱一支西班牙歌曲。（有支配主語和直接賓語，稱2價動詞）
他為來賓唱一支西班牙歌曲。（有支配主語和間接賓語與直接賓語，稱3價動詞）
一種語言的詞彙結構
一種語言的詞可以多達幾十萬，要作實證主義的結構描寫顯然是不可能的。比較可行的是提出一種研究模式去進行結構描寫。F.de索緒爾和J.特里爾都曾提出不同的模式（兩種模式都經後人增益）。索緒爾的詞彙模式分橫組合與縱聚合兩個方面，橫組合指句子裡的詞的線性系列，縱聚合指一組功能相同（因而可以互相替代）的詞裡面哪個詞在句子裡最為恰當。前者考慮詞的句法功能，是如何造成合乎語法的句子的問題；後者考慮詞的修辭功能，是如何使表達充分的問題。顯然，縱聚合與詞彙學的關係更為密切。
特里爾認為，既然不可能考查整個詞彙，不如選擇一定的詞義場（由一組具有豐富文化內涵而意義相聯的詞構成）來作考查。其次，在歷史上可以選定不同的時間，比較同一詞義場所發生的變化。
對比 a，b，c三個詞構成的詞義場在第一歷史時間t1與第二歷史時間t2，會有幾種可能的發現：
（1）沒有變化：t1 a， b， c→t2 a，b，c
（2）某個詞受到代替：t1 a，b，c→t2a，b，d
（3）某個詞的詞義擴大：t1a，b，c→t2 a，bb，c
（4）加入了某個新詞：t1a，b，c→t2 a，b，c，d
關於詞義場，實際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特里爾本人的研究取材於13世紀中古高地德語，普遍意義不大。但是，詞義場仍然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理論模式。它的用處是：
（1）把研究限制在可以進行工作的範圍內；
（2）寫成公式的研究結果易於和前人的研究所得進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