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

[拼音]：shuzui jufa

中國古代刑法對一人犯有數罪，同時或先後被告發，予以合併處理的辦法。《尚書·呂刑）:“下刑適重，上服。”正義疏：“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這是現存典籍關於數罪俱發的最早記述。睡虎地秦簡有關於數罪俱發並贓論罪的記載。漢律規定，“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公羊傳·莊公十年》)。晉張斐律注序載，“不可累者，故有並數”，“不可並數，乃累其加”，講的是晉律關於數罪俱發的規定。

由於資料殘缺，唐代以前關於數罪俱發的規定已無法詳考。唐律關於數罪俱發的規定相當詳備，總的是繼承漢律二罪從重的原則，其具體規定如下：

（1）數罪同時被揭發，如果輕重相等，任以其一罪論處；如果輕重不等，以其中的重罪論處。數罪先後被揭發，後揭發的罪如在前罪判決之後，而輕重與前罪相等，不予追究。如果重於前罪，應重加審理，前罪已科之刑，得折充入後罪計算。但必須在判決書上寫明其人犯有哪些罪，一則以表示罪多，再則日後如遇大赦，一般罪可以原宥，十惡則否。所謂罪之輕重，通常是以應處的刑罰為準，但亦有例外，即如果所犯重罪可以收贖（如甲折人二肢應處流刑，但因甲任九品官，依律可以收贖），而輕罪卻應處徒刑、官當（如甲又私有禁兵器，應處徒刑一年半，得以官品當罪），則以徒刑、官當為重。

（2）頻犯贓罪不採“以重者論”的原則，一般是累計贓值，折半論處。這裡又分罪法相等和不等兩種情況。罪法相等者累科折半論處，罪法不等者，以重贓並滿輕贓，然後按輕贓折半論處。如某縣令犯有五種贓罪，一是枉法受財六匹，二是不枉法受財十四匹，三是竊盜二十九匹，四是強盜二匹，五是受所監臨財物四十九匹。依律各應處徒刑三年，五種贓罪都是罪法輕重不等的，其中以受所監臨財物為輕，即將其他四項贓罪的財物累計於受所監臨財物之上，合計一百匹，然後折半為五十匹，按受所監臨財物五十匹處流刑二千里。但監臨主司在較嚴重的條件下因事受財，則“累而不倍”，即累計其贓值而不折半論罪。唐律中指出的嚴重情節有同事共與、一事頻受和監守頻盜。

（3）一個行為觸及兩個罪名，罪法差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並滿輕法。

（4）上述有關的數罪，分別依“重贓並滿輕贓”或“重法並滿輕法”處理，按輕贓、輕法的總值折半論罪，其刑責未必比數罪中的重罪更重，有時反而可能更輕，為此又規定，經累並而不比原來重罪加重時，應按原來的重罪斷刑。

（5）“其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除，除名，官爵悉除；免，免官；倍，加倍賠償，強、竊盜贓一般須加倍償還；沒，由官府沒收；備償，償還原物；罪止，判刑的最高限額，超過此限即不再加刑。律文除規定何罪應處何刑之外，還根據犯罪人的身份及罪名附加其他處分。如八品官枉法受財五匹，應徒二年半，併除名；不枉法受財十二匹，亦徒二年半，並免官；如又竊盜若干，須處刑並倍備（賠）其贓等。這些附加的處分，各按有關律文的規定處理。

總之，唐律關於數罪俱發的規定，除贓罪外，一般按“數罪從重者論”處理。頻犯贓罪，累計贓值而“倍”之，只是處刑上的減輕，至於退賠贓財，只要“正贓現在”，一般仍是百分之百“還官(府)、(原)主”（《名例律》“以贓入罪”條）。足見唐律保護官、私財產的無微不至。

《宋刑統》關於數罪俱發的規定與《唐律疏議》同。《元典章》規定，“二罪以上俱發，從其重者論之”。明、清律刪去唐律“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累並不加重者，止從重”一大段，末句改為“其應入官、賠償、刺字、罷職、罪止者，各盡本法”，餘均同。以德國、日本等國資產階級刑法為樣本的清《新刑律》(1910)，對於數罪俱發問題，採取分別宣告，合併執行的原則。關於刑罰的執行，則就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等等，分別規定執行的限制，可見《新刑律》對數罪俱發所持原則，仍然是中國傳統上的數罪從一重者論和兼顧併科的原則，而以前者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