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

[拼音]：Xinmuke Yundong

[英文]：New Wood-Cut Movement

中國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魯迅倡導，以進步美術青年為主力的木刻創作運動。中國古代木刻版畫具有悠久的歷史，但這種版畫都是刻工復刻畫師的原稿，是一種複製木刻。這種木刻大約在14世紀初傳到歐洲，到19世紀歐洲產生了創作木刻。創作木刻的特點是不模仿，不復制，刻者自己以刀代筆，以木代紙或布，完全由刻者自己創作，刻家就是畫家，所以“已和複製木刻離開，成了純正的藝術”（魯迅《近代木刻選集》（一）小引）。中國的新興木刻正是在引進歐洲這種木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魯迅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這正是他介紹與倡導創作木刻的主要動機。新木刻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藝運動的一部分，它以魯迅及其他革命文藝家所介紹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指導，提倡“為人生的藝術”，“為大眾的藝術”，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它採取寫實主義的手法，廣泛借鑑外國版畫的經驗與技巧，吸取傳統版畫的某些特色，在全國各地辦社團、展覽、出版畫集，成為30～40年代最活躍和最有戰鬥性的美術運動之一。

新木刻運動的發展，可分為兩個時期：

初創時期

為了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藝，輸入外國的版畫，魯迅於1929年與柔石等合組了朝花社，通過該社所輸入的許多外國版畫受到進步美術青年的歡迎。不久，魯迅又介紹蘇聯作品，於是有《新俄畫選》的出版。1930年左翼文學藝術家聯盟成立，左翼文藝運動進一步發展。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的一八藝社就是最早接受“普羅”美術觀點而重新改組的木刻社團，1931年夏，魯迅借日本版畫家內山嘉吉到中國探親休假之際，舉辦了木刻講習班。從此播下了木刻種子，為木刻社團的活躍打下了基礎。先後有一八藝社研究所、春地美術研究所、野風畫會、現代木刻研究會、上海木刻研究會等專門的木刻組織出現。參加活動的有陳卓坤、陳鐵耕、江豐、黃山定、胡一川、於海、夏朋、陳煙橋、劉應洲、何白濤、顧洪幹、鄭野夫、倪煥之、馬達、沃渣等。後來在滬、杭的美術學校裡又出現了一批專門以進行木刻活動為主導的社團，有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MK木刻研究會、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的野穗社、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的木鈴木刻研究會、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無名木刻社。參加活動的有鍾步清、鄧起帆、王紹絡、周金海、張致平（張望）、陳普元、金逢孫、郝麗春(力群)、葉百芬、劉平若（曹白）、王之兌(劉峴)、黃裕祥（黃新波）等，還有沒參加社團的個人從事木刻創作的如羅清楨、張慧等。1934年，上海的木刻社團，全部被迫解散，只有廣州還有現代版畫會，主要成員有李樺、賴少其、劉侖等；北平有北平木刻研究會、平津木刻研究會，主要參加者有杭州藝術專科學校開除的一八藝社成員王肇民、楊澹生、沈福文、汪佔非，還有金肇野、許光音、唐珂、段幹青等。1936年以後，上海木刻活動再次活躍起來。出現鐵馬版畫會，主要成員有江豐、鄭野夫、沃渣、溫濤；刀力木刻研究會主要成員有陸地、楊可揚、劉建庵等。魯迅逝世後，在上海的木刻工作者曹白、力群、陳煙橋、馬達、江豐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木刻作者協會，為抗戰以後版畫活動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1935年元旦由平津木刻研究會舉辦了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翌年由廣州現代版畫會舉辦了第2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

新興木刻從誕生的時候起就把德國版畫家k.珂勒惠支、梅斐爾德、比利時版畫家f.麥綏萊勒、蘇聯版畫家法復爾斯基、克拉甫琴珂等作為版畫創作的榜樣來學習。比較突出的作品有陳鐵耕的《母與子》、江豐的《碼頭工人》、陳煙橋的《都市的背後》、張望的《負傷的頭》、胡一川的《到前線去》、鄭野夫的《黎明》、《搏鬥》、陳普之的《黃包車伕》、曹白的《盧那察爾斯基像》、力群的《採葉》、羅清楨的《爸爸還在工廠裡》、黃新波的《推》、何白濤的《街頭》、劉峴的《馬克思像》、溫濤的《她的覺醒》、李樺的《怒吼吧！中國》和賴少其的《靜物》等。這些作品儘管還有幼稚的一面，但它們為新興木刻的繼續發展走了可喜的一步。

成長壯大時期

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及以後的解放區，新木刻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創造出輝煌的成績。

1937～1940年間，原來在白區從事左翼美術運動的青年美術家紛紛來到延安或新四軍所在地區。先後到延安的木刻家有溫濤、胡一川、沃渣、江豐、陳鐵耕、馬達、羅工柳、陳九、王式廓、力群、劉峴、張望等人，成為推動解放區木刻運動的骨幹力量。1938年春，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延安建立魯迅藝術文學院。該院美術系的幹部與教員，除少數漫畫家、油畫家之外，主要就是木刻家。教員和學生創作最多的作品就是木刻。

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木刻工作者和其他美術工作者都以更多的時間到農村、工廠與前線，與工農兵一起參加勞動與戰鬥，同時向民間美術學習，探索中國木刻的新形式。從而產生了一批思想性、藝術性更高，更加具有民族風格的木刻作品。古元的《運草》、《離婚訴》、《區政府辦公室》、《減租會》，彥涵的《搶糧鬥爭》、《把他們隱藏起來》、《幫助移民建立家業》，力群的《幫助群眾修理紡車》，夏風的《貨郎擔》、《瞄準》，焦心河的《牧羊女》，郭均的《怎樣養娃》，張映雪的《陝北風光》，張望的《八路軍幫助農民秋收》，石魯的《改造西洋景》，羅工柳的《馬本齋的母親》，沃渣的《奪回我們的牛羊》和馬達的《推磨》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批作品風格樸實，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是新木刻運動的豐碩成果。不少木刻家重視向民間美術學習，所以也產生了古元、夏風的剪紙，力群、張曉非、戚單、彥涵等以木刻印刷的新年畫和胡一川的一批套色木刻。直到解放戰爭時期，又出現了一批新作。如古元的《燒燬地契》、《人格》，彥涵的《審問》、《向封建堡壘進軍》，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洪波的《參軍圖》(見彩圖)，艾炎的《過黃泛區》，劉曠的《雲梯》，關夫生的《過冰河》，李少言的《黃河渡傷員》，牛文的《丈地》和石魯的《打倒封建》等。

戰鬥在晉東南根據地的木刻家，除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木刻工作團成員胡一川、彥涵、羅工柳、楊筠、華山外，還有陳鐵耕、鄒雅、艾炎、黃山定、趙在青、劉韻波等。其中，趙在青、劉韻波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在晉察冀邊區的木刻家有沃渣、徐靈、陳九、劉蒙天、劉曠、唐炎、婁霜等。其中，陳九、唐炎在抗日戰爭中犧牲。在晉綏邊區的木刻家有李少言、力群、蘇光、呂淋、林軍、牛文、趙力克、侯凱、安明陽、劉正遷、陳嶽峰、李濟遠等。在新四軍地區工作的木刻家有呂蒙、沈柔堅、莫樸、程亞軍、賴少其、邵宇、吳耘、蘆芒、楊涵、關夫生、屠煒克、費立必、武石、項荒途、宋大可等。其中，費立必、項荒途、宋大可在戰爭中犧牲。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新木刻運動在國統區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新木刻作者及其活動取得了合法地位，他們投身於抗日洪流，成為全民抗戰宣傳工作中的主要力量。

抗戰初期，當許多木刻家從全國各地集中在武漢時，通過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簡稱“全木協”）的建立，結束了眾多社團分散活動的局面。從此“全木協”這個全國性的組織擔負起領導和推動全國木刻運動發展的任務。“全木協”在武漢時期的常務理事是馬達、力群、盧鴻基、劉建庵、陳九等人。“全木協”成立不久，舉辦了全國抗戰木刻展覽會，通過出版《全國抗戰木刻選集》和舉辦木刻訓練班，在團結和動員木刻界力量上發揮了作用。武漢撤退後，“全木協”遷重慶，由酆中鐵、文雲龍（金文韶）、黃鑄夫、王大化、劉鳴寂負責。舉辦了第 3屆全國抗戰木刻展覽。這次展覽對曾經出現的“文化與抗戰無關”的論調無異是一次有力的批判，使過去一些對木刻不瞭解，對木刻歧視、鄙薄的人轉變了看法。部分作品還選送到蘇聯展覽。1939年7月“全木協”由重慶遷桂林，由劉建庵、黃新波、賴少其主持。舉辦了魯迅逝世三週年紀念木刻展(1939)、木刻十年展(1940)，出版了《救亡木刻》旬刊(《救亡日報》副刊)、《漫木旬刊》、《工作與學習·木刻與漫畫》和“全木協”會刊《木藝》兩期。“全木協”根據會員分佈情況設立許多分會，其中浙江分會由鄭野夫主持，湖南分會由李樺主持，廣東分會由劉光、樑小泰主持，以浙江地區開展的工作最為活躍。

抗戰初期從上海到浙江去的木刻作者於1939年11月成立浙江戰時木刻研究社，由孫福熙任社長，金逢孫、萬湜思任副社長；並推定鄭野夫、張明曹、朱項苦、項荒途為正、副社長，在麗水籌備木刻函授班，報名參加的達100多人，按地區設立導師就近指導函授班學員。函授班出版了作為講義的《木刻半月刊》，又由鄭野夫主編出版了《旌旗》、《號角》、《戰鼓》、《鐵騎》、《反攻》等木刻叢集做範本。由萬湜思、項荒途主編了會刊《刀與筆》以交流情況。為了給全國木刻工作者供應木刻刀具，鄭野夫等創辦了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給合作社(簡稱“木合社”)生產木刻刀。該社有印刷廠，不僅出版了《木合》會刊，並由鄭野夫、楊可揚主編了《木刻藝術》雙月刊，繼續桂林時期“全木協”會刊《木藝》的工作。“木合社”遷到福建以後，由楊可揚主編《新藝叢書》，由崇安木合工廠繼續出版。其中陳煙橋《魯迅與木刻》，阿揚的《新藝散談》等，都對新木刻運動起過積極作用。

分散在各地的木刻家利用可能的條件開展木刻工作。重慶育才學校繪畫組的陳煙橋、張望、刃鋒、劉鐵華、王琦等，為培養青年木刻家作出了積極努力。江西在羅清楨、荒煙的主持下辦了《戰地真容》；福建宋秉恆主辦了《大眾畫刊》，出版過《大眾版畫選》，許霏主持了《白燕藝術學社》也辦了木刻函授班；廣西有龍廷霸、楊納維、蔡迪之、王立、易瓊等從事木刻活動。

正當新木刻運動在抗日救亡活動中得到發展的時候，發生了皖南事變。“全木協”竟被國民黨政府解散，木刻運動曾一度沉寂。經重慶木刻家們的努力，於1942年成立了中國木刻研究會，由丁正獻、王琦、劉鐵華、邵恆秋、羅頌清任常務理事，繼續開展木刻運動，舉辦了1942、1943兩年雙十全國木刻展覽會，並展出瞭解放區的木刻作品，同時還將作品送往美國、英國、蘇聯、印度展出，擴大了中國木刻影響。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統治區各地的木刻工作者集中到上海，將木刻研究會改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由李樺、鄭野夫、王琦、陳煙橋、楊可揚等任常務理事。該協會舉辦了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展出單幅木刻和連環木刻897幅(包括解放區木刻作品)，參展作者113人。會後出版了《抗戰八年木刻選集》。該協會還連續兩年在春秋兩季舉辦了 4次全國木刻展，出版了會刊《木刻藝術》兩期。1947年協會組織木刻作者配合“五·二○”學生運動，創作了一批木刻傳單。1947年5月開始在上海《時代日報》上主編了《新木刻》週刊，歷時1年3個月。此外，還選出作品送蘇聯、日本、英國展出。

國統區的木刻創作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反映人民疾苦，揭露黑暗的社會現實，不斷創作出一些頗有深度的好作品。著名的有李樺的《怒潮》（組畫）、黃新波的《賣血後》、朱鳴崗的《臺灣生活》（組畫）、刃鋒的《家破人亡》、麥稈的《放回來的爸爸》、樑和泰的《鐵的動脈》、張漾兮的《人市》、王樹藝的《自行失蹤的人》、王琦的《民主血》、楊納維的《沉默的抗議》、楊可揚的《教授》、荒煙的《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趙延年的《搶米》、邵克萍的《夜闌人靜》、黃永玉的《我在海上一輩子》和章西厓的《擾》、龍廷霸的《孤兒寡母》等。

魯迅在1934年為《無名木刻集》寫序時說過：“新的木刻是剛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藝術，是好的大眾的藝術。這些作品，當然只不過是一點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卻非先有這萌芽不可。”經過18年的艱苦努力，新木刻終於成為茂林嘉卉，成為社會主義美術事業的一支豔麗的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