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邑

[拼音]：jiaofu

[英文]：church fathers

古代基督教著述家的泛稱，意為教會父老。他們的著作大都對後世基督教教義和神學有較深影響，被尊為教會傳統之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基督教史和神學思想史的重要依據。對於教父的定義和時限原來並不明確。後來一般指基督教創教之初至6～7世紀間被認為維護正統教義的教會首腦(主教、長老等)或神學家；還有人把10～12世紀前的一些神學家也包括在內。根據語言劃分，可分為東派的希臘教父和西派的拉丁教父。最後的希臘教父一般認為是大馬士革的約翰或稍晚的佛提烏。拉丁教父則到格列高利一世為止，也有人將埃裡金納，甚至安瑟倫和明谷的伯爾納認作拉丁教父的結束。

教父著作和教父學

教父著作在基督教教義和神學體系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新約各卷(原稿）形成時期的神學思想被稱為聖經神學；當東西羅馬帝國先後滅亡，歐洲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的中世紀，基督教神學開始體系化，此階段的神學思想被稱為經院神學；教父著作即處於這兩者之間，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當時，基督教神學的各項基本觀念和範疇已陸續形成，但尚未體系化。其神學思想被稱為教父神學。

研究教父及其著作的學科稱教父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起步甚遲。學科名稱始見於17世紀中期德國路德宗神學家格哈德的著作《教父學，亦即論述初期教會基督教學者們的生平和深邃著作》，這一書名亦可視作教父學的簡要定義。中世紀教會雖對教父著作甚為敬重，但大都僅用來論證其制度禮儀及教條教規等的正統性，並以不同態度對待不同派別的作者和文獻，凡不被承認為正統的，都排除在教父和教父著作之外。文藝復興時期，對古代典籍的發掘和重新評價擴大了人們的視野。亨利改革運動後，新教各派和天主教內部的改革思潮，都在教會制度、典章以及對聖經和傳統教義的解釋上，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各派皆重視從教父著作中尋求依據。不同的解釋和派別鬥爭，促進了對教父著作的不同傳本和文句的確切含意及其歷史背景的考證。

近代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來，這種考證的範圍和目的更加擴大，方法也趨於合理。法國教父學家米涅花費23年時間，彙編了整套《拉丁教父集》和《希臘教父集》。前者共221卷，於1844～1864年間出齊。後者共243卷，其中162卷以希臘原文刊行，於1857～1866年出齊；81卷以拉丁文刊行，於1856～1867年出齊。所收著作已越出所謂正統界限。在這一巨大工程的激發下，教父學研究有了新的發展。20世紀以來，研究物件擴充套件到幾乎全部古代基督教派別的作者著作，並在希臘、拉丁兩語種外，陸續發現大量使用其他語種如敘利亞、科普特、阿拉伯、亞美尼亞和喬治亞文的教父著作。教父概念早已不是非正統莫屬。1945年在埃及納吉·哈馬迪發現的大量 4世紀基督教諾斯替派文獻，更促使人們認識到：對各種古代基督教文獻進行不帶偏見的全面史學考查，可為基督教的起源、發展、正統教義的形成及各種異端被排斥的過程和緣由等問題的研究，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

教父和教父著作分類

近代教父學除按語種對教父及其著作進行分類外，還以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為界限將其區分為基督教尚處於非法地位時的“尼西亞前教父”和基督教國教化後的“尼西亞後教父”。前教父的著作中不少是以鼓勵受迫害的信徒為目的的；還有大量為基督教進行辯解的“護教文”(亦譯辯惑文)。這期間，不同派別間時常互相指責為異端，在國教化後，被官方教會認為異端的著作大都未能繼續流傳。

初期的尼西亞前教父，又稱“使徒教父”。著作有《巴拿巴書》、《克雷芒前書》2卷、《赫馬牧人書》、《波利卡普致腓立比人書》並附《波利卡普殉教記》和《安提阿的依納爵書信》。據考證，這些著作的希臘文原本始出於1世紀後期至2世紀中期；有些古代的新約目錄曾將其中部分書卷列入正經。傳說這些作者皆曾直接接觸過使徒，有些還是使徒的門生。有些較遲的使徒教父集還增收了帕皮亞和誇德拉都的殘篇以及匿名書信《致狄奧格內都》、《十二使徒遺訓》、《克雷芒殉教記》和《依納爵殉教記》。近代考證家則多對這些增補抱懷疑態度。

尼西亞後教父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深度都高於前教父，因為國教化後，加入官方教會的知識分子明顯增多。這些教父的精力已不在護教著作，而是集中於斥責異端和確立正統教義和神學。三一論、基督論等“教義神學”的基本命題，都是通過本階段的“正逆”鬥爭，在帝國政權的直接干預下得到頒定的。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前後，奧古斯丁在同摩尼教、阿里烏派、多納圖派、貝拉基主義等的鬥爭中，幾乎接觸到了後世“系統神學”中的大部分課題。這期間還出現了一些專科性的教父，如古代教會史之父猶西比烏，聖經編譯家和考證家哲羅姆等。6、7世紀後的不少教父則實為中世紀早期經院哲學家，如埃裡金納、安瑟倫等。